隱秘流行! 他們感染新冠病毒兩年后才被發(fā)現
最初以為是皮疹,結果卻是新冠?!
意大利米蘭大學“壓箱底”的樣品“吐”出了意想不到的真相:這些樣品的主人約兩年前因為患了皮疹(麻疹、風疹等)去醫(yī)院,兩年后研究人員對他們的樣品做了進一步研究,卻發(fā)現其實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8月7日,這項由意大利米蘭大學生物醫(yī)學科學系研究者主導的研究在線發(fā)表于《柳葉刀》預印本網站上(該論文已經投稿《柳葉刀》雜志,尚未經同行評議和接收)。
“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證明:2019年夏末,新冠病毒已經在意大利北部傳播。”論文中寫到,與武漢發(fā)現的早期毒株相比,這種毒株存在非常明顯的不同!
“這項研究的意義非常重大,證據可靠,未來有可能導致我們人類對新冠病毒認知的改變,也擴大了溯源范圍。”8月10日,科技日報記者就此連線國內病毒溯源專家、北京化工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中國—世界衛(wèi)生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專家組動物與環(huán)境學組中方組長童貽剛,他作出上述評價。
被棄之不用的樣本中,潛藏著真相:2019年9例樣本中已有新冠病毒
2019年的一個異常引起了研究人員的注意——
“我們發(fā)現被診斷為非麻疹或者非風疹而棄之不用的樣本,在2019年尤其多。”研究人員在論文中解釋,這一丟棄率是往年的兩倍。
米蘭大學的這個實驗室是世衛(wèi)組織認證的麻疹和風疹監(jiān)測機構,他們憑借著過往的經驗覺察到,有一種不知名的原因導致了人們看起來患了麻疹,但到真的診斷時,卻又發(fā)現不是。
那么,不知名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人員決定開始在遺棄樣本中找答案。
樣本包括口咽拭子、尿液和血清,全部保存在米蘭大學生物實驗室的零下80攝氏度的樣本庫中。
研究對156例病例的435份樣本進行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調查,包括核酸檢測和抗體檢測。
核酸檢測結果顯示,13例陽性,其中11例是大流行前的病例,11例陽性樣本中的9例是2019年就采樣的。
論文中記錄了更驚人的細節(jié):第一個新冠病毒RNA檢測呈陽性的樣本是早在2019年9月12日采集的尿液樣本,該樣本來自一名8個月大的兒童,其血清也呈IgG和IgM陽性。
無論是核酸檢測還是抗體檢測,都證明兩年前,有人在意大利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
“核酸檢測非常重要,它直觀地給出了陽性的結果,同時有了抗體的佐證,證據很扎實。”童貽剛分析,更值得重視的是,這項研究不是單個病例的發(fā)現,而是大隊列人群的研究,非常具有溯源的現實意義。
與武漢發(fā)現的毒株對比,帶來了更多的認知沖突:家族譜系“差輩了”!
“在皮疹發(fā)作前兩周內,所有陽性患者均未報告任何旅行史。”論文中特別指出,重要的是,所有確診的病例,包括2019年的9例,都與旅行無關。
這意味著檢測出來前的新冠病毒已經在歐洲開始了本地傳播。
那么,在意大利傳播的這支新冠病毒和被認為是“祖先”的、在武漢傳播的那支一樣嗎?
研究團隊進行了核酸序列比對,檢測出了三種主要變異。
更重要的是,這個位點的主要變異,是中國疫情暴發(fā)數周后首次檢測到的所有三種主要變異,即C3037T、C14408T和A23403GT,同屬“貝塔變異”。
這不是巧合!因為變異并非發(fā)生在疫情之后,而是在武漢發(fā)現新冠毒株之前就有。
用一句方言來解釋:差輩了!
之前以為“貝塔變異”是在武漢發(fā)現的毒株的“后代”,而事實上,帶有“貝塔變異”的毒株在其他地區(qū)的傳播更早,早已經升級為“爺爺輩兒”了。
研究人員認為,結果顯示在中國武漢首次報告新冠病毒的病例之前,幾個新冠病毒的譜系已經在全球傳播了至少幾個星期。基于基因序列的進化分析表明,2019年最后一個季度的毒株中已經存在β突變,這意味著當時在意大利北部早已經存在一個與假定的祖先有很大不同的冠狀病毒譜系。
由于2019年9月的新冠病毒毒株已經能夠有效地進行人與人的傳播,研究人員將新冠病毒“鼻祖”出現的預測日期推進到2019年6月底至2019年8月底之間。
更多謎題待解,呼吁全球科學家共同“翻箱底”
“雖然這些樣本采集的時候不是為了檢測新冠病毒,但是回顧性研究最終給出了問題的決定性答案。”論文研究者呼吁,其他研究團隊使用儲存在生物庫中的樣本進行額外的回顧性研究,以進一步尋找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因為這些對于更準確地確定病毒出現的時間和位置至關重要。
病毒溯源,樣本是王道,因此論文研究者呼吁全球科學家共同“翻箱底”!
該項研究的過程也表明,創(chuàng)新技術同樣是王道——
研究者坦言,這些樣本對于新冠病毒的檢測可能并不理想,因為它們是在出現皮疹時采集的,那時,呼吸道中的病毒載量非常低,給檢測帶來難度。
但研究團隊用創(chuàng)新精神克服困難,他們完善了檢測方法,完善了引物的設計,最終“抓”住了新冠病毒隱秘流行時期的“小辮子”,把它揪了出來。
越來越多的科學家,以自己的實踐和創(chuàng)新證明,病毒溯源是科學問題,必須從科學的角度出發(fā),推動在全球多國、多地范圍內開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學、動物(中間)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論文中同樣指出:“我們建議在病毒起源調查期間,應考慮更廣泛的地理區(qū)域和更廣的時間跨度。”(本報記者 張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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