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張芳曼

違法違紀啦？沒聽到風吹草動；到點退二線啦？年齡還差幾年……

山西某市環(huán)保局長日前被調整為非領導職務，在當地干部群眾中引起不小震動，一時議論紛紛。

其實，這名干部被調整的原因并不復雜：該市因環(huán)境污染問題被環(huán)保部華北督查中心掛牌督辦，整治環(huán)境成為全市一場輸不起的攻堅戰(zhàn)，但這位局長工作推進力度不夠、進展緩慢，實現預期目標困難。市委研究認為，該干部目前的工作能力、工作狀態(tài)難以打贏這場硬仗，遂決定調整其工作崗位。

“沒違紀、沒違法，就是因為工作能力不夠、狀態(tài)不佳，這是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干部的一個典型案例。”山西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孫大軍介紹說，“干部‘能下’，是社會關注的熱點。相較違法、違紀，重大事故問責等傳統(tǒng)的‘必須下’，以及到齡退休、任期屆滿的‘自然下’，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干部的‘應該下’，是從嚴治吏的難點，更被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去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fā)《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guī)定（試行）》，這是建立健全領導干部能上能下機制的一個突破。結合山西實際，總結完善2014年9月以來新的省委班子革弊立新、刷新吏治的有效措施與辦法，山西省今年1月印發(fā)《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實施細則（試行）》，對照黨中央要求進行細化、具體化，著力破解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難題。

“中央《若干規(guī)定》下發(fā)之前，山西在能上能下方面做了許多探索。因為直面系統(tǒng)性、塌方式腐敗問題，我們必須在能上能下方面有更高、更嚴、更緊迫的要求。”省委組織部有關負責同志坦言。

一年7個月的時間里，山西全省共調“下”領導干部2026人。其中，到齡免職1205人、任期屆滿離任152人、健康原因調整123人、違紀違法免職221人、自愿辭職151人、問責免職35人、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139人。在139名被調整的不適宜擔任現職的干部中，94人或因不敢擔當、不負責任，為官不為、庸懶散拖；或因不能有效履行職責，出現較大失誤，能力不足，年度考核不稱職等，被免職或改任非領導職務。

“推進干部能上能下，是全面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的重要內容。”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說，“統(tǒng)籌把握干部能上和能下，既要把好干部選出來、用起來，又要推動能下，營造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氛圍，著力形成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激勵效應。”

誰“該下”

10多萬名干部大篩查

某市核查一名正處級干部的個人事項報告，發(fā)現其瞞報房產。進一步調查發(fā)現，該干部家不在本地，通常是周一下午來、周五早上走，不在崗是常事；遇事推、躲、繞，本該自己做的重要工作都推給副手，對上級交辦的重點工作經常拖拖拉拉，工作沒熱情、私事跑得勤；組織誡勉談話時態(tài)度不端正。經認真研究，市委決定免去其職務。

一年多來，山西堅持以查檔案、查個人事項報告、查民意、查業(yè)績、查線索、查案件“六查”掌握的情況為依據，對雖無違法違紀行為但“為官不為”的干部，對組織掌握的在崗涉案、紀檢機關暫不查處但工作不在狀態(tài)的干部，該免的免，該降的降，該調整的調整。

“六查”是山西刷新吏治的“非常之舉”。

“當時的山西經歷了系統(tǒng)性、塌方式腐敗，腐敗案件量多面廣，涉及干部多，諸多案件尚未辦結。”山西省委組織部一位負責同志介紹，“同時，空出的大量職位亟須選任一批干部補上去，但又要防止‘帶病’上崗。”

兩難困境，如何破解？

非常之時當有非常之舉。2015年1月，山西全面啟動“甄別處理一批不廉潔、亂作為干部，調整退出一批不作為、不勝任干部，掌握使用一批敢作為、善擔當干部”為主要內容的“三個一批”工作。“六查”成為開展“三個一批”的甄別手段。

“履歷、業(yè)績、工作表現，被翻了個‘底朝天’。”一名干部談起自己經歷的“六查”，感慨不已，“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陣勢，真是動了真格。”

“六查”真刀真槍：不局限于查檔案、查個人事項的“紙面”上，還深入到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紀檢、組織等相關部門認真梳理，核查線索，查辦案件。組織部門的同志表示，“六查”運用“放大鏡”“望遠鏡”甚至“顯微鏡”等查核工具，從宏觀整體到微觀細節(jié)，對擬提拔干部做了全方位“體檢”。

遴選一大批優(yōu)秀的“能上”干部，也發(fā)現一批“帶病”的“該下”干部。在山西刷新吏治之初，某縣縣長符合推薦條件，毛遂自薦，主動向組織提出參加縣委書記的選拔，面對組織談話，拍胸脯、打包票稱自己各方面都沒問題。其后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在查案件、查線索中，此人被查實存在嚴重違法違紀行為，縣委書記沒當上，反被從縣長崗位上擼下來。

如今在山西，“六查”已從曾經的“非常之舉”轉為制度化、程序化、經?；某Ｒ?guī)動作，延伸到普通干部。

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共對10多萬名干部展開“六查”，分層分級甄別好干部、表現平庸的干部和有問題的干部，為能上能下奠定基礎。

如何“下”

程序不簡化，情形更細化

山西因2014年抗旱應急水源工程項目未按水利部要求完成，導致數億元中央專項補助資金“沉睡”超過一年。

事件曝光后，相關部門啟動問責機制，查明項目實施過程中，存在推進不力、進度緩慢、督促協(xié)調解決問題不及時等不作為行為，并對相關責任人實施問責；涉事部門主要負責人對項目前期工程推進不力、進度遲緩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經省委常委會研究，免去其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主任職務。

在《實施細則》中，山西把“問責追究”和“不適宜擔任現職”作為“下”的重點，進一步細化“下”的情形。增加了“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等7種問責追究情形。把“能力不足，工作長期打不開局面，工作成效不明顯的”等情形，也列入“不適宜擔任現職”的調整范圍。

“以往，調整‘下’的干部，個人好惡的長官意志不同范圍、不同程度存在。”山西省委組織部有關同志說，“為此，我們健全程序，對待‘下’的干部要和對待‘上’的干部一樣嚴肅，認真地‘下’。”考察核實環(huán)節(jié)前增加了“調整動議”，使“能下”的程序，從調整動議、考察核實到提出調整意見、組織決定、談話等環(huán)節(jié)，更具嚴肅性、規(guī)范性，避免因“人”而下，要因“事”而下。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zhí)行。專家分析，干部“能下”本應是正?，F象，但過去“必須下”和“自然下”占絕大多數，“應該下”則相對少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剛性變軟走形：責任主體不夠明確，缺乏有效的問責機制、問責手段；思想觀念上，好人主義盛行，認為“下”是得罪人、毀人，礙于情面不忍其“下”。

山西對癥施策，建立健全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責任制，壓實能上能下的主體責任。明確把推進干部能上能下情況，作為巡視和選人用人專項檢查的重要內容，對工作不力的，嚴格追究黨委（黨組）及其組織人事部門主要負責人和相關人員的責任。

某區(qū)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任職期間，一名副局長為他人謀取利益、貪污公款，被判有期徒刑。后經調查核實，這位局長沒有能夠很好地履行一把手的主體責任，抓班子帶隊伍沒有魄力和辦法，特別是對班子成員監(jiān)管不力。組織上依據相關規(guī)定，啟動問責追究程序，免去其領導職務。這名干部的“下”，在當地干部中引起震動，“自己不犯事、別人犯事，也會被免職，好人主義同樣害人害己……”

讓“下”者服氣

立體“畫像”，臺賬“說話”

在基層采訪，干部反映較多的是，問責追究的“下”，規(guī)定相對清晰、易于操作；而對不勝任現職干部的“下”，一些具體情形，如思想狀態(tài)、能力不足、工作成效不明顯等，比較模糊，難以量化，操作難度大。

左云縣委書記胡勇認為，以往干部的“下”，多是因為套住了“硬杠杠”，如考核排名、違法違規(guī)行政、職權范圍內發(fā)生重特大事故等，但這些“硬杠杠”并不能有效覆蓋到所有“應該下”的情形，需要進一步配套完善相關機制。

面對情況各異的干部，山西積極健全配套制度，有針對性地考察核實不勝任現職干部，作出客觀公正評價和準確認定，讓不稱職者“下”得服氣。

在山西省委組織部的考核處室，記者看到一本干部業(yè)績臺賬：一項改革任務，明確了具體負責干部與時間表；按月核查，一旦發(fā)現進度滯后，就會生成提醒警報。建立干部業(yè)績臺賬，如實記錄其工作完成情況及重要關頭、關鍵時刻的表現，既反映工作成果又記錄工作過程，為深入了解和客觀評價干部工作實績提供了重要依據。

在大同市委組織部，記者看到一份關于某縣的《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分析研判報告》，其中對縣委、縣政府主要負責人的評價分別是——

“該同志平時注重學習政策理論和市場經濟知識，有較強的領導能力，善于抓大事、抓關鍵、謀發(fā)展，持續(xù)推動的城建、生態(tài)等工作成效明顯。為人謙和，工作不辭勞苦，在群眾中有較高威信。不足之處：抓班子帶隊伍有些放不開手腳，不能充分調動班子其他成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該同志為人正派，性格耿直，干部群眾口碑好。經過多崗位歷練，綜合素質高，領導經驗豐富，工作思路清晰，重點突出，成效明顯。作為政府一把手，對副職充分信任，放手發(fā)揮大家的作用。不足之處：用力不均，創(chuàng)新意識不強，有求穩(wěn)怕亂思想。”

這份報告的生成，源自“無任用談心談話”，內容包括干部的工作業(yè)績、作風、長處優(yōu)點、問題不足等。

“以往，我們了解、把握干部的手段相對單一，主要依據任前的談話、考察，較難做到知長知短、知根知底。”大同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趙向東說，去年以來，市委組織部推行干部“無任用談心談話”，在縣區(qū)、市直單位中開展部務會成員與縣處級干部“一對一、面對面”談心談話，力求近距離、多維度了解干部。

“作風比較民主，重大事項按程序來，定期聽取大家意見”“需要加強溝通協(xié)調”“馬上退休了，工作熱情不減，工作有思路、有辦法”……這是大同市某部門一名副職在組織部門談心談話時，對正職及班子其他成員的評價。在談心談話中，談話對象要談自己，也要說別人；既要說干部的工作業(yè)績、作風，又要說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涵蓋8小時內的工作表現、8小時外的情況。

組織部門綜合分析談心談話獲取的信息，最終形成《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分析研判報告》，讓單位班子、一把手、其他班子成員的“畫像”更為立體、逼真。截至目前，大同市對所屬11個縣區(qū)、213個市直單位1300多名縣處級干部的分析研判報告都已形成。“黨委換屆即將開展，這些報告為干部的‘上’與‘下’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性支撐。”趙向東說。

大同市委書記張吉福坦言，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關鍵是全面準確認知干部，而這需要“軟”“硬”兩手：硬的方面就是在考核上下功夫，實施差異化考核辦法，力求考核指標更接近干部的工作實際、更精確反映干部的工作狀態(tài)；軟的方面，就是通過專題調研、談心談話、民主生活會等途徑近距離接觸干部，盡可能多地收集有關干部的信息，及時掌握干部的活情況和群眾口碑，改變以往存在的憑平面材料和經濟指標識別干部、使用干部的片面性。

不是一“下”了之

既“下”而知錯，又可為有望

數年前，某市政府主要負責人因該市發(fā)生重特大安全事故，負有領導責任而被問責免職，之后被降職安排。根據該同志現實表現和優(yōu)勢特點，前不久省委將其調整到重要部門擔任主要負責人。該同志到任后，大膽開拓創(chuàng)新，很快打開局面。這是“下了再上”的一個典型案例。

如何對待調整“下”了的干部？“嚴重違法違紀的除外，將‘下’的干部打入另冊、貼上標簽、戴著有色眼鏡看是不對的。”運城市鹽湖區(qū)委書記王志峰認為，“這些‘下’的干部更需要組織的關愛，教育管理都要跟得上。”

山西讓被調整的干部“下而知錯的同時，仍下而可為、下而有望”。

“我申請到一個貧困縣的貧困村，全身心蹲下去、沉下去，爭取用兩到三年時間，在特色產業(yè)支撐、基礎條件改變、群眾生活改善等方面都有一些大的變化，為全市脫貧攻堅盡一份綿薄之力。只有這樣，才無愧于組織的培養(yǎng)、關懷；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救贖自己、提升自己。”這是某市一名因違紀而被免職的副市長的書面申請。市委常委會專門研究，對這位同志的態(tài)度和表現給予肯定，組織部門幫他確定駐村扶貧點，每月駐村時間不少于20天。

4月16日，這位同志開始進村扶貧，向鎮(zhèn)黨委、村支部鄭重表示：全力幫扶，不參與鄉(xiāng)鎮(zhèn)其他事務；積極工作，不給鄉(xiāng)村增加任何負擔；深入調研，不插手鄉(xiāng)村的工作決策。

“駐下去了，扎進去了。”跟蹤了解的組織部門得到村里的反饋：“一個多月來，他幾乎成天泡在村里，走家串戶，跟大伙兒一起研究、制定扶貧計劃。”

呂梁，市委主要領導跟每位調整“下”的省管、市管干部都要認真談心談話，幫助他們正確認識自己，提升思想境界，并安排他們參加省委組織部組織的領導干部培訓班。目前，呂梁市有3名被調整的原省管干部向市委提出書面申請，自愿參與全市各項中心工作。經市委同意，市委原常委張某某已開始了呂梁山護工（護理）培訓就業(yè)工作，其他同志的具體事宜正在協(xié)商過程中。

“對于調整‘下’的干部，應做到日常管理不斷檔、思想教育不斷線。”太原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張明星說，“同時要根據具體情況給他們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機會，避免其脫離組織、脫離隊伍。”

對調整“下”的干部，既不“一棍子打死”，也不讓其“一下了之”。山西建立起常態(tài)化談心談話制度，了解被調整干部的思想動態(tài)，化解思想矛盾、解除思想包袱，并及時安排他們到各級黨校參加培訓；結合被調整干部的自身實際，引導其在脫貧攻堅、信訪維穩(wěn)、拆遷改造等專項任務、臨時崗位中繼續(xù)發(fā)揮作用；對德才表現和工作業(yè)績突出的，依規(guī)重新任用。

最大程度減少“下”

先立規(guī)矩后選人，管理監(jiān)督不斷線

“推進干部能上能下，重點是解決能下問題。”山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盛茂林說，“但不是‘下’的越多越好。”他認為，干部的能上能下，說到底都是為了調動干部的積極性，更好促進黨和人民事業(yè)健康發(fā)展。減少“必須下”“應該下”的干部數量，需要從源頭入手，選好管好干部。

先立規(guī)矩后辦事， 堅持標準選好人，山西在“上”的方面實施一系列制度創(chuàng)新。新的省委班子組建后，先后出臺《關于全面貫徹好干部標準樹立正確用人導向從嚴管理干部的決定》《省管干部動議醞釀任免議事規(guī)則（試行）》《關于加強縣委書記選拔任用和管理監(jiān)督工作的意見（試行）》《山西省各級黨委（黨組）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嚴格執(zhí)行民主集中制的辦法（試行）》等一系列文件，干部選任從動議、推薦、考察到討論、任用、公示等各個關鍵環(huán)節(jié)，破潛規(guī)則、陋規(guī)則，立明規(guī)則、硬規(guī)則。

2015年6月，經推薦考察，省直某部門有位任正處級領導職務的同志擬提任副巡視員。考察期間，收到反映其問題的舉報。經核實，該同志有公車私用行為，對本單位財務管理方面存在的制度不規(guī)范、報銷不規(guī)范等問題負有領導責任。發(fā)現問題就堅決放下，提拔任用程序中止。一年多來，山西共有40人次在省管干部選任程序啟動后，因發(fā)現各種問題被中止。

山西建立干部“帶病提拔”等問題倒查機制和違規(guī)用人糾錯機制，明確要求對落實中央和省委干部政策不力、選人用人方面問題突出、干部群眾反映強烈的，不僅要糾正錯誤用人決定，還要嚴肅追究黨委（黨組）、主要負責人及相關職能部門和人員的責任。

某廳原黨組書記、廳長任職期間違規(guī)任用干部，其本人和違反干部任用程序的3名廳級干部被誡勉談話或給予黨內警告處分。3名涉案的正處級干部，被給予降為正科級或調離工作崗位等嚴肅處理。4名組織人事部門干部受到組織處理。

使用“錯位”，也會導致干部不適應、不勝任。采訪中聽到的一個故事，讓記者對此印象深刻。某縣一位農委主任，“三農”工作成績突出，后調任縣住建局局長。在住建局，該同志勤奮敬業(yè)，但因業(yè)務不熟悉，且城建工作多年累積矛盾糾紛較多，工作長期打不開局面，多項重點工程任務推進不力。縣委慎重研究后，下決心將其調整到了其他崗位。

這樣的情況在選任干部時遇到不少，究其原因：一方面，“上”的過程中，考察、認知不夠全面，沒能做到人崗相適；另一方面，“上”了之后，有效管理不足，量變導致質變。

運城市委書記王宇燕認為，要避免“門衛(wèi)”式選用模式，只重視“上”的那一陣，忽略“管”的全過程。

山西制定《關于加強對新任省管領導干部教育管理監(jiān)督工作的意見》，從踐行“三嚴三實”、從嚴要求管理、適時跟蹤管理、經常性考核、強化日常監(jiān)督、營造良好從政環(huán)境六個方面，加強對新任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監(jiān)督。

這是盛茂林與某新任正廳級領導干部的談話——

“要進一步振奮精神、堅定信心，對認準的事、決定的事、已經部署的工作，要橫下一條心、拿出一股子氣，大膽實施、見到成效。關鍵時刻要敢于站出來，遇到矛盾不繞、面對困難不躲、解決問題不拖。工作中要克服‘老好人’思想，敢于批評、勇于任事，雷厲風行地抓，理直氣壯地管，無私無畏地履職盡職，做敢抓善管的表率。”

這個談話，正是基于組織對該新任干部狀況的全面、準確把握，很具針對性。這位干部深受觸動。

堅持抓早抓小，山西綜合運用各種組織措施，扯袖子、咬耳朵，防患于未然。截至今年4月，387名省管干部因為存在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被談話提醒、函詢誡勉，避免“小病”變“重病”。

“能上能下是落實全面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的重要體現，要成為干部工作的常態(tài)。”盛茂林說，“在干部選任上下大功夫、在干部管理教育上下大力氣，乃是當務之急。”

《 人民日報 》（ 2016年05月27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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