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周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xiàn)聚焦于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沖突。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guān)注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性侵案勝訴和電影《被光抓走的人》。

伊藤詩織勝訴：

女性反抗性暴力為何

如此艱難？

01

12月18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對女記者伊藤詩織遭山口敬之性侵的民事訴訟案作出裁決：伊藤詩織勝訴，前TBS電視臺駐華盛頓分局局長、被稱為“安倍的御用記者”的山口敬之需賠償其330萬日元，同時，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譽權(quán)的反訴也遭到駁回。

伊藤詩織在紀實作品《黑箱：日本之恥》中回顧了自己的遭遇。2015年，伊藤詩織與當時的TBS電視臺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聯(lián)系，向其詢問起工作機會。4月，山口敬之邀請伊藤詩織共進晚餐，進餐期間伊藤喝了些酒，隨后失去意識，再度醒來時，發(fā)現(xiàn)山口正在侵犯自己。經(jīng)過奮力反抗，她逃離房間，聽見山口拋下一句話：你合格了。

對山口敬之的控訴經(jīng)歷了整整四年，在這四年中，伊藤詩織體驗了難以想象的艱難。正如負責這起案件的檢察官告訴伊藤詩織的：“事件發(fā)生在私密空間中，就像一個‘黑箱’。”這個黑箱中的一切是否發(fā)生，都非常難以從黑箱外部準確推斷。伊藤詩織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表示，性暴力犯罪之所以是最容易逃脫的犯罪，恰恰因為它的取證非常困難，而如果沒有保存當時的物證，后續(xù)的權(quán)利維護就變得更為困難。

根據(jù)日本法務(wù)省的統(tǒng)計：日本強奸案中最終被起訴的案件不足三分之一，且對被告的刑罰并不嚴厲。日本的司法中并沒有“同意”的概念，受害者必須通過遭受暴力的痕跡，自證自己“確實受到了侵犯”，在伊藤詩織報警后，警察要求她躺在一塊藍色墊子上，與他們拿來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現(xiàn)案件發(fā)生的經(jīng)過，顯然，這一過程會讓受害人重溫傷害的時刻。相比之下，許多國家都已經(jīng)建立應對性暴力的更有效機制，例如在英國倫敦建有強奸救急中心，瑞典一些醫(yī)院也有強奸受害緊急救助中心，在這些專業(yè)的強奸危機中心，受害者可以利用專業(yè)的“性暴力受害物證采集包”在強奸后十日內(nèi)進行檢測，并由中心負責保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伊藤詩織曾表示，日本法律體系自身存在對性暴力的嚴重忽視。

在上訴過程中，伊藤詩織逐漸發(fā)現(xiàn)，日本的法律體系和權(quán)力運作機制是除了犯罪現(xiàn)場之外的“另一個黑箱”。在案發(fā)兩個月后，警方就已經(jīng)申請逮捕山口敬之，但逮捕當天，行動就被日本警視廳叫停，負責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檢察官也都調(diào)離此案。2016年，警方宣布，因為證據(jù)不足，此案不予起訴。2017年，伊藤詩織向檢方審查機構(gòu)提交的復議申告書也遭到駁回。之后，伊藤詩織與山口敬之的交鋒延續(xù)到了民事法庭……

伊藤詩織

作為日本歷史上首位實名指控職場性侵害的女性，伊藤詩織也被視作日本反性侵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經(jīng)歷由BBC拍成紀錄片《日本之恥》，直接影響了日本刑法的修改，“日本的刑法已經(jīng)110年沒有改變，在這個片子拍攝之前，強奸罪的最低判刑是3年，片子播出后，最低年限改成了5年。”

但是，亦有人認為，伊藤詩織的勝利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意義。“三聯(lián)生活周刊”撰文發(fā)問：伊藤詩織“勝訴”了，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會因此變好嗎？文中開篇即提到，“如果伊藤沒有那么流利的英語，如果海外媒體沒有關(guān)注伊藤事件，日本會有人對她伸出援手嗎？”無獨有偶，在接受南風窗采訪時，伊藤詩織同樣提及，在她反抗山口的侵犯時，她“不知道該選用怎樣的語言”，當她在用日語向山口表示明確的拒絕時，卻會被山口以為這只是一種欲拒還迎的默許。

在法律因素之外，用來表達反抗的語言卻被男性習慣性理解為是表達順從，這一語言內(nèi)部的反諷，折射的其實是某種日本文化中對識別性騷擾的集體性遲鈍。三聯(lián)生活周刊的文章提及，一位從法國回到日本的女媒體人認為，相較于這些歐洲國家，日本最不幸的是幾乎沒有抵抗的文化，對于遭遇性騷擾的女性來說，“學會忍耐”是她們自小被灌輸?shù)挠^念，以至于反性侵運動在日本應者寥寥，當伊藤詩織當初決定向社會講述自己的經(jīng)歷時，連她的妹妹也對她說：“為什么你非這樣做不可？”

與此前引發(fā)輿論廣泛關(guān)注的少女林奕含遭遇性侵事件類似，東亞文化圈中盛行的恥感文化，作為父權(quán)制社會里種種性別欺凌沉默的幫兇，也始終籠罩著伊藤詩織的整個上訴之路。伊藤詩織將自己有關(guān)這件案子的調(diào)查與思考寫成《黑箱：日本之恥》一書出版，立即遭到日本社會的輿論攻擊，有人套用她的書名諷刺她讓日本在國際輿論中蒙羞，認為她才是“日本之恥”。日本自民黨女國會議員山田美緒在接受BBC采訪時表示“被強奸這件事她自己也有責任”。當伊藤詩織實名舉報、曝光自己的名字和長相后，她被輿論貼上了“北朝鮮間諜”、“賣春婦”等標簽。她甚至因為觸動了當權(quán)者的利益，被警告說如果她繼續(xù)上訴，就無法在日本繼續(xù)當記者，也多次收到死亡威脅……

伊藤詩織的經(jīng)歷并不是特例，對于大多數(shù)遭受性暴力的女性來說，她們會選擇沉默，正是因為明明身為受害者，卻會因為害怕受到大眾的猜忌而羞于說出自己的經(jīng)歷。伊藤詩織在調(diào)查過程中搜集了相關(guān)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向警方報案的強奸指控數(shù)，以每100萬人為單位，英國是510件，而日本僅有10件——英國是日本的50倍。根據(jù)2013年關(guān)于強奸案件的數(shù)據(jù)，以每10萬人為單位，美國是35.9件，英國是36.4件，日本是1.1件——這意味著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嗎？在這個統(tǒng)計中印度的數(shù)據(jù)是2.6件，看起來和日本一樣“安全”……“三聯(lián)生活周刊”援引了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個統(tǒng)計顯示：日本強奸事件的受害者中，僅有4%人的選擇報警，而有75%選擇不向任何人提及這件事……伊藤詩織憑借過人的勇氣站了出來，但這并不是日本社會的常態(tài)。

伊藤詩織曾多次將自己上訴的艱難坎坷指向社會的深層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在她看來，性暴力歸根到底是一個權(quán)力問題。新京報書評周刊曾撰文指出，對于大多數(shù)普通的女性來說，她們遭受的性侵害往往存在著不對等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正常的上訴渠道并不管用。例如一時間引發(fā)輿論熱議的好萊塢制片人韋恩斯坦三十年來的性丑聞直到近年才被曝光，依托的就不是司法的力量，而是輿論的力量。而隨著反性侵運動的進展，也有不少人開始反思，對性犯罪的輿論指控是否存在泛化而導致誤傷的風險。而一些女權(quán)運動者如卡洛琳·哈斯則認為，引誘與騷擾并不存在一條界線，騷擾就是暴力。

反抗性侵犯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當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站出來，公眾才會去反思我們可能認為習以為常的觀念，那些社會不平等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才有可能得以被撬動。

伊藤詩織在中國

2019年7月22日，在伊藤詩織新書中國分享會成都站現(xiàn)場，南風窗得知，一位名叫程樂的女孩準備舉手說出自己被強奸的故事。這個女孩特地向公司請了兩天假，坐高鐵來到成都，為了把自己的故事親口告訴伊藤詩織。最終，因為她的大學同學也來到了現(xiàn)場，她退縮了，她最后選擇將自己的故事寫了下來。隨著伊藤詩織成為一個公眾人物，她在各個國家都曾遇到過這樣的女孩，聽她們講述過自己的故事。這些女孩大多數(shù)也曾經(jīng)遭遇過被性侵的經(jīng)歷，她們“由于各種原因在現(xiàn)實中維權(quán)無望，但又無法忘記‘曾經(jīng)的屈辱’”，她們“在某種程度上與伊藤詩織共享著同一種經(jīng)驗和痛苦，她們快速地取得共情，認為只有彼此，才是對方的真正理解者”。

伊藤詩織也在多次采訪中表示，正是由于人們的分享與鼓勵，正是由于每一位支持者所說的“不是你的錯”，自己才一直堅持了下來，“記者以傳播真實為業(yè)，我無法忍受我自己身上發(fā)生的事情就這樣被掩蓋了。”這起民事案件最終以伊藤詩織勝訴而告一段落，山口敬之需向其賠償330萬日元，事實上，如果這起案件敗訴，山口向伊藤索要的隱私權(quán)和名譽權(quán)損失的賠償金是1億3000萬日元，這是伊藤無法承受的巨大金額。

“真是經(jīng)過了好長時間啊”，在法院門口，面對那些專程趕來支持她的人，伊藤一邊笑著一邊流淚，她表示自己接下來還要努力推動明年的刑法修改：“我現(xiàn)在看見的景色已經(jīng)和過去完全不同了。這個判決雖然是一個里程碑，但如果不認真改變現(xiàn)有的刑法的話，這樣的事情是不會消失的。”

伊藤詩織勝訴

《被光抓走的人》：

如果真愛沒有標準，我們

該如何去愛？

02

12月13日，由黃渤、王珞丹、譚卓等人主演的科幻愛情電影《被光抓走的人》上映，該片由黃渤的“HB+U”計劃扶持的青年導演董潤年執(zhí)導，在首映結(jié)束后，中國著名科幻作家劉慈欣激動地表示，這部電影通過一個單純的科幻設(shè)定，把它對社會的影響生動而又深刻地展現(xiàn)了出來，為科幻電影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影片的設(shè)定“腦洞”大開：某日，一道白光突然降臨，大批市民憑空消失，經(jīng)過各國科學家討論，發(fā)現(xiàn)人們似乎都是“成對消失”，于是大家推測，只有彼此真心相愛的人，才會一起被白光帶走。然而，“科幻”的部分到此其實戛然而止了。“被光抓走的人”并不是影片的主角，留下來的人才是，他們該如何面對與自己朝夕相處、同床共枕的人“并不是真愛”這個事實？

黃渤飾演的語文教師武文學在影片中奉獻了一句邏輯滿分的名言：“都說被光抓走的是真愛，可是這也不能證明，留下來的就不是真愛??！”于是他偽造白光降臨那天妻子不在城內(nèi)的證據(jù)，竭盡所能“證明”和妻子之間還存在真愛，卻總在夜深人靜時感到婚姻步入中年的百無聊賴，也無法阻擋面對年輕的小韓老師時心中涌動的愛慕。小混混筷子正處于一段戀情中，他的發(fā)小秦山與人打斗時在光照中消失，留下滿墻的血跡?？曜悠疵叽倬讲槊髡嫦?，只是希望證明秦山是在“被殺害后消失的”。面對女友“你是不是喜歡秦山”的拷問，他不得不面對自己內(nèi)心深處對秦山的別樣感情。

正如澎湃有戲稱，這道白光撕開了我們所有人的虛偽假面，倘若不是這道光出現(xiàn)，這個小城市里的絕大多數(shù)人不會去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是否還相愛，或者，我們從什么時候開始不再相愛了？人們不去深究，是因為害怕承受得知真相的代價，所以大多選擇了戴上面具、自我蒙騙，直到那道光的出現(xiàn)。在這道白光的逼問下，每一個人不得不走出自我欺騙的庸常，直面這些內(nèi)心的陰暗面，也慢慢地接近真正“真誠的自己”。

當然，這個拷問真實自我的過程是極其殘酷和痛苦的，如果答案是“我和伴侶沒有真愛”該怎么辦呢？武文學因此而動搖，他接受了小韓老師向自己表達的愛意，卻在賓館等待時坐立不安，最終抽身離去返回家中。他糾結(jié)的心理活動，也恰恰映射出“真愛”概念的荒誕和虛無。澎湃有戲的另一篇文章，所謂“真愛”從來沒有一個所謂外在的唯一標準。人們總是生造出許多并不存在的“真愛標準”，再去拼命迎合，到頭來只是弄巧成拙。武文學偽造的證據(jù)不僅沒有讓他心底踏實，反倒讓夫妻關(guān)系徹底跌入冰點。年輕的男孩王揚為了證明他愛劉佳一愛到“可以為她去死”，從樓上一躍而下摔至重傷，令人唏噓。

心理學公眾號Knowyourself指出，根據(jù)心理學的研究，“世界上存在一個Mr./Mrs.Right”這種想法是一個影響廣泛的“迷思”，許多人會認為“對的人”是“完美契合的人”，但“雙方契不契合很可能是一種流動狀態(tài)”。還有的人會認為，“對的人”一定是“遇見的”，且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但其實更多情況下，“Mr.Right”和“Mrs.Right”是彼此塑造的。“在愛情中，相比于‘想要什么’，‘絕對不要’的東西，對人們而言才是真正應該執(zhí)著的、不可觸碰的底線和原則。”影片中，在男友用自我傷害的畸形方式去證明“真愛”之后，劉佳一在悲痛中明白：我們之間都能為彼此去死，這就是愛，真愛是或不是，憑什么要交給一道光來決定。這是導演給我們每一個人提供的一條存在主義的出路——不用去執(zhí)著于那個虛妄的答案，真愛本身沒有任何意義，每個人都可以和自己的愛人，賦予它不同的意義。

影片中的每一位角色，最終都尋找到了一種定義愛的方式。黃覺飾演的趙峰和妻子早已在外面各有新歡，他們在白光降臨之后選擇坦誠，達成了某種默契，他們依舊相互扶持，卻也不干涉伴侶的開放式關(guān)系。許多觀眾認為，這體現(xiàn)了這部影片對某些“道德瑕疵的寬容”。到底有沒有一些定義愛的方式是應該被批評的？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董潤年表達了一些無奈：“面對這些批評，我很害怕。但我覺得還是要去展現(xiàn)。現(xiàn)在的世界對諷刺好像越來越不寬容。當你去真實展現(xiàn)社會里有些東西的時候，經(jīng)常會有人感覺自己被冒犯，會去指責你不符合“政治正確”這件事。我覺得這對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一個挑戰(zhàn)。展現(xiàn)一些真實的東西，并不是說我就是贊同，可能恰恰是因為我不贊同，才需要去展現(xiàn)和反思，我們來跟觀眾共同思考這個現(xiàn)象為什么會產(chǎn)生，以及我們將來怎么去克服這些問題。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我們首先得承認世界上有這些不好的東西。”

董潤年的“無奈”是一直以來有關(guān)電影藝術(shù)“道德性”爭論的一部分。在電影《小丑》熱映時，界面文化就曾撰文梳理過許多影評人對這部作品的擔憂，許多人認為《小丑》是在堂而皇之地美化暴力，但文中最后提到，“批評的浪潮只會證明《小丑》在藝術(shù)上的成就，為它帶來更多觀眾，我們應該緊張的不是它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而是它展現(xiàn)了怎樣的現(xiàn)實。”作為“第七藝術(shù)”，電影在很多時候就像一個“思想實驗室”，通過營造一個迥異于尋常世界的極端情境，去討論復雜的人性、曖昧的倫理，去倒逼我們反躬自省。道德的界限在藝術(shù)中越模糊，我們面對真實世界中的自己，可能才會越清醒。

正如光明網(wǎng)撰文所言，每個人生活的軌道中暗含的合理性和舒適性其實都是相對和脆弱的，就像電影里的光照一樣。生活的假定性和科幻故事的假定性，在本質(zhì)上是殊途同歸的，科幻制造的奇觀就是用一種以假定性為基礎(chǔ)的外部力量，打破這種脆弱的平衡，以此讓我們接近內(nèi)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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