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立志(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詩經(jīng)》的結(jié)集,漢代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刪詩之說,后世引發(fā)長期的爭論,從違雙方論爭紛紜,聚訟不斷。學者時或蹊徑獨辟,倡言新說,清儒方玉潤提出兩次成書說,認為第一次編集出于周朝樂官,第二次編集出于魯國樂師。近時學者繼踵而上,劉毓慶、徐正英、馬銀琴、曹勝高諸先生相繼提出過一些富有啟發(fā)性的見解。如劉毓慶先生以為《詩經(jīng)》經(jīng)過三次重大編輯整理,一是周宣王時,所收皆為典禮之詩;二是周平王時,所收主要是變雅和三衛(wèi)詩歌;三是孔子手定,增加變風與魯、商二頌。馬銀琴先生則認為《詩》本身的形成史經(jīng)歷有周康王、周穆王、周宣王、周平王東遷后及孔子五個重要的整理階段。但由于傳世材料有限,相關(guān)考論大體依據(jù)邏輯推理,多使用默證,辯難推敲,缺乏實證性材料。近年來,隨著諸多簡帛文獻的發(fā)現(xiàn)與公布,《詩經(jīng)》研究迎來新的契機,舉凡甘肅武威漢簡《儀禮》、安徽阜陽漢簡《詩經(jīng)》、上博簡《孔子詩論》、安徽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詩經(jīng)》等,皆是極其珍貴的第一手材料,足以助益我們重新認識與把握《詩經(jīng)》的輯集問題,顛覆舊有的認知,形成全新的觀點,即先秦時期《詩經(jīng)》曾經(jīng)多次輯集。
將考古發(fā)現(xiàn)的先秦和漢初簡帛資料中的《詩經(jīng)》文本與傳世的毛詩對校,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在文字、章句、題目、篇次、分類等方面皆存在諸多歧異,無法納入同一版本體系。
簡帛文本與傳世毛詩相較,文字方面出入的例證極多,如《商頌·長發(fā)》“不競不絿”,郭店楚簡《五行》引作“不挺不樛”,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兩次征引,分別作“不勮不救”“不勮不(見上圖)”?!缎⊙?middot;小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一語的末三字,郭店簡《緇衣》引作“氏貞植”,上博簡《緇衣》作“是正植”。毛詩篇名《南有樛木》《柏舟》《綢繆》,阜陽漢簡《詩經(jīng)》分別作《南有朻木》《柏州》《淍穆》。
簡帛文獻提及的《詩經(jīng)》文字還有一些無法與傳世本進行對照。如上博所藏《詩論》引《大雅·皇矣》詩語“帝謂文王,予懷爾明德”,今傳毛詩本無“爾”字,《墨子·天志下》則引作“予懷而明德”。安大簡《詩經(jīng)·汾沮洳》“其美如玉”,毛詩作“美玉如”。傳世文獻之中亦有類似情況,《禮記·緇衣》第十七章引詩《小雅·節(jié)南山》:“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毛詩作:“誰秉國成,不自為政。”這三個例子僅為一個虛字的差異,并非關(guān)鍵字眼,似乎不足以證成文本來源的差異。
客觀說來,上述異文并不足以構(gòu)成結(jié)構(gòu)性、顛覆性差異,或可據(jù)以論定諸本關(guān)系為“同源異流”,傳抄訛變,但是詩文章句迥異例證確然存在,不乏其例,恰構(gòu)成反證,足以推翻這種觀點。安徽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詩經(jīng)》提供了幾則極其珍貴的例證,如《召南·騶虞》一詩,毛詩二章,安大簡載錄文本為三章;《魏風·葛屨》,毛詩二章,第一章六句,第二章五句,安大簡載錄文本則是第二章為五句;《秦風·小戎》一詩,第二章與第三章之次序與毛詩正好相反;《秦風·無衣》,安大簡殘存“曾子以組明月將逝”,不見于毛詩,且據(jù)其簡容字面積推測,其詩篇與毛詩差異較大。歧異如此之大,如果說這些詩篇還是可以歸于毛詩系統(tǒng),前后一脈相傳,說服力確實比較微弱。
有的詩作或有可能是全篇皆未被毛詩載錄?!蹲髠?middot;僖公二十三年》云:“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杜預注曰:“《河水》,逸詩,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國語·晉語四》亦記載“公子賦《河水》”一事,“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韋昭注則云:“‘河’當為‘沔’,字相似而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今傳毛詩《小雅·沔水》有詩句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杜預與韋昭持論大不相同。明代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支持杜預之說,以為“‘河’‘沔’字形雖相似,不應(yīng)內(nèi)外傳兩書同誤”。許志剛先生也指出,“重耳所賦未必為逸詩。重耳在外流亡了十九年,最后到秦,得到強有力的幫助。這次的享禮就是進一步鞏固他們之間同盟關(guān)系的良好契機。為此,他在賦詩之時表示永遠不忘記秦的幫助,要像水奔流入海那樣,心系秦庭。由此看來,杜注取義于‘朝宗于海’庶無大過。僅就‘朝宗于海’一句而言,《詩經(jīng)·沔水》有之。然而,全詩多批評‘邦人諸友,莫肯念亂’,重耳賦此詩,不免有點違背‘歌詩必類’的原則”。上博簡《孔子詩論》所載詩歌篇名共六十篇,內(nèi)中數(shù)篇不見于毛詩,其中就包括《河水》一篇。據(jù)此而言,杜預之說不能輕易否定。
詩篇題目方面的差異即同詩異名現(xiàn)象,更不容忽略。《國語·晉語四》記載秦伯享晉公子重耳,賦《鳩飛》?!而F飛》之名不見于毛詩,韋昭注曰:“《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fā)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对娦颉吩疲?lsquo;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同一首詩,卻有《鳩飛》和《小宛》兩個題目,這讓人費解?;蛘叽颂?ldquo;鳩飛”二字不能施以書名號,僅是概括用典,一如《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以“白圭”隱指《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語。但這僅為臆測,目前尚不能排除《鳩飛》《小宛》為同詩異名之說,因為簡帛文獻與傳世典籍之中類似例證并不乏見。《左傳·昭公二年》記載季武子賦詩“《節(jié)》之卒章”,今毛詩本作《節(jié)南山》?!妒轮弧粪嵐{亦云:“《節(jié)》刺師尹不平。”《大戴禮記·衛(wèi)將軍文子》引其詩句“式夷是已”,盧辯注:“此《小雅·節(jié)》之四章。”此例或可以繁簡稱名視之,但是簡帛資料的例證卻無法回避?!缎⊙拧分妒轮弧罚喜┖啞犊鬃釉娬摗纷鳌妒隆?;《小雅》之《無將大車》,上博簡《孔子詩論》作《將大車》。這種一詩兩名或多名的現(xiàn)象,如果說是同一學派所為,顯然有違常理。
簡帛《詩經(jīng)》文本中的詩篇次序排列與毛詩也頗有不同。如安大簡《詩經(jīng)》中的《魏》包括十篇作品,以《葛屨》為首,其余九篇皆屬于毛詩之《唐風》,但篇次又異于《唐風》,《揚之水》置于《山有樞》之前,《有杕之杜》置于《羔裘》之前,《無衣》置于《鴇羽》之前。差異如此之大,根本不可能是出于傳抄筆誤,只能是出于不同的版本體系。
在三百篇的分類排列方面,簡帛文獻也給世人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毛詩分為十五國風、二雅、三頌。江林先生探研《左傳》引《詩》,提出“在春秋前期,季札觀樂之前,《詩經(jīng)》還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傳本,還處于一個不斷在增編與發(fā)展的時期”。這個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證據(jù)略嫌單薄,出土簡帛正好提供了補證材料。綜合比照季札觀樂所見文本、安大簡《詩經(jīng)》與毛詩,其分類與組合情況如下:
季札觀樂演奏次序:周南、召南、邶、鄘、衛(wèi)、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小雅、大雅、頌。
安大簡次序:周南、召南、秦、某、侯、鄘、魏風。
毛詩次序:周南、召南、邶、鄘、衛(wèi)、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小雅、大雅、頌。
三種文本內(nèi)部安排大不相同,就版本學意義上來說,根本不可能屬于同一系統(tǒng)。
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其事之系年或有紊亂,此不贅言,但既稱“周樂”,則此音樂演出依據(jù)之文本當出于周王廷之樂官編集,且季札觀樂活動持續(xù)時間未久,若一如毛詩三百之數(shù),當持續(xù)數(shù)天,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nèi)全部完整演奏一遍。據(jù)此可以推斷,魯國樂工所持《詩經(jīng)》文本不同于毛詩,兩者分類編次不同,篇目數(shù)量亦有迥別。安大簡時代為戰(zhàn)國。安徽阜陽城郊雙古堆出土西漢早期《詩經(jīng)》竹簡,時代當在西漢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距西漢開國不到五十年,其淵源當是戰(zhàn)國時期之文本,或者如學者所言,極可能是戰(zhàn)國時期楚國流傳的一個本子。如此,則先秦時期,縱向說來,《詩經(jīng)》至少出現(xiàn)過四個本子,即西周樂官整理本、孔子刪編本、安大戰(zhàn)國本、阜陽漢簡源出之戰(zhàn)國本,三百篇先后輯集過不止一次。諸本在分類編排上存有程度不一的沿襲性,其間的差異是不是出于地域性還尚須探研。
《光明日報》( 2022年06月20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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