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殷墟甲骨文被發(fā)現(xiàn)以來，殷墟甲骨文就與殷墟遺址密切關聯(lián)，而殷墟又是晚商時期商王朝的都城，因而殷墟甲骨文往往被視為商王、某些子姓大貴族占卜的產(chǎn)物。作為研究殷墟甲骨文的青年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祁認為，殷墟甲骨文包含豐富的商代政治、軍事、宗教思想、社會生活和生產(chǎn)等方面的知識，為我們了解商王朝歷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漢字傳承

中國的漢字源遠流長。早在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記錄了大量古文經(jīng)中的篆書字形，將漢字的起源追溯到了先秦時期。宋代以后，隨著金石學的興起，金文對于漢字傳承的價值逐漸凸顯，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就收錄了不少西周金文字體，從而將漢字的淵源追溯到了西周時期。至于西周之前漢字的面貌，則是在殷墟甲骨文被發(fā)現(xiàn)以后才被知曉。王祁說：“隨著殷墟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漢字由甲骨文到金文到簡帛文字到漢魏碑文的完整發(fā)展歷程逐漸清晰起來，我們確認了漢字至少3200年的歷史傳承。”

漢字構造一般有六書說和三書說兩種理論，前者如《說文解字》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類，后者如我國著名文字學家、歷史學家唐蘭提出的象形、象意和形聲三類。就殷墟甲骨文而言，無論六書說，還是三書說，都能使用。以三書說為例，甲骨文中的象形字較多，如

“當然，僅就字形而言，殷墟甲骨文也有其特點，就是象形字占比較大，象形程度較高，與秦漢以后的隸書、楷書差異較大。”王祁指出，殷墟甲骨文能夠反映商人的思想世界，為我們提供了研究商人思想文化的一些重要線索。比如，中國人有龍崇拜的傳統(tǒng)，最早的“龍”字見于殷墟甲骨文，寫作“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王祁表示，如果說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傳承的核心載體，那么由文字所組成的典籍，就是一個民族文化的主要內涵。《尚書·周書·多士》謂：“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說明商代已經(jīng)有了用毛筆書寫的典冊。學術界一般認為《尚書·盤庚》篇最初就是商人的典冊，只是經(jīng)過了后人的轉錄，而有了不少晚期的文字特征。

殷墟甲骨文是不同于典冊的一類材料，它主要是為了占卜而產(chǎn)生的，典冊則主要是為了記錄某些事情而產(chǎn)生的，二者性質并不相同。不過，即使如此，殷墟甲骨文也存在著某些與典冊相似的特征，反映出晚商時期人們已經(jīng)有了記錄復雜事情的能力。比如，《甲骨文合集》有一條號稱字數(shù)最長的甲骨卜辭，全辭刻在此版甲骨的正反兩面，從“癸丑卜爭貞”至“才敦”，全辭在90字上下。這片牛肩胛骨刻辭還有兩條與此辭相關的卜辭，三辭合計在154字以上，記載了某年五月、六月商王及其屬下遇到的一系列事情，如奴隸逃逸、屬下生病、方國戰(zhàn)爭等事項，時間地點清晰明確、要而不繁，是較為典型的一篇散文式文辭。

“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即使甲骨文是以占卜為目的的材料，它所顯示的諸如承前省略、避復等修辭方法，也能說明商人在書寫文辭時已經(jīng)懂得用辭的考究，有著較強的書寫能力。”王祁認為，類似的長篇卜辭尚有不少，如著名的小臣墻刻辭、子央墜車刻辭等，都生動地記錄了一個事件的完整經(jīng)過，說明商人記錄事情的能力已經(jīng)極為成熟。由此，我們知道“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并非虛言，商人是有能力書寫典冊的。

時間體系

中國人有著較為穩(wěn)固的年、月、旬、日觀念，這一觀念最早可追溯到殷墟甲骨文時代。在商末的黃組卜辭中，常見所謂“周祭卜辭”，如《甲骨文合集補編》，一條卜辭中的時間概念分別有：祀、月、旬、日。商末甲骨文常見商王遍祭始自上甲微的先公先王，并配祭先妣，遍祭一周即為一“祀”，此“周祭卜辭”。由于遍祭一周用時為一年，故甲骨文常用“祀”表示年。至于甲骨文中的“年”“歲”二字，反而不用來表示今之年歲。因而，“唯王三祀”就是某王三年的意思。“祀”下有“月”，一祀可分為十二月，閏年有十三月。“月”有三旬，每旬十天，商王常貞卜“旬亡憂”，就是想知道一旬十日之內是否有災禍。至于具體的紀日，商人有六十干支的概念，并在一些甲骨文中詳細列舉了六十干支，是為干支表。上舉卜辭中的“癸酉”“甲戌”，都是干支紀日。周代以后的人們除了用“歲”“年”替代了“祀”，整個體系并沒有太大變化。“我們今日所說的農(nóng)歷一年、十二月、三十六旬、六十干支日，都傳承自商，這是商文化對中華歷法的一大重要貢獻。”王祁說。

空間體系

根據(jù)考古研究發(fā)現(xiàn)，商代不僅已經(jīng)有了成熟的時間體系，還有較為完整的空間體系。甲骨文中有所謂“四土”的概念，又有“四方”的概念，從卜辭中的“四土”“四方”很難看出有什么區(qū)別，與它們對貞的“商”無疑是指商國，商人居于“四土”“四方”之中，故可稱“中商”。“四土”“四方”指以商國為中心的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學術界認為“四土”“四方”還指商王朝力量可控的周圍占地范圍相當廣大的政治疆域。

以王所在之國(文獻中稱“王國”)為天下之中，以王國周邊區(qū)域為“四土”“四方”，商人已經(jīng)形成了“中心——四土、四方”的完整空間體系。這一體系在周代更為常見，如周代文獻常見的“周邦”與“四方”相對，就與甲骨文中“商”與“四土”“四方”相對完全相同。“今天我們依舊使用這一空間體系。”王祁說，“晚商時期不但在時間體系上影響了后來的文化，也在空間體系上影響了后來的文化。”

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前面談了殷墟甲骨文中幾個重要的文化基因，主要是一些思想文化層面的概念，如果說晚商時期物質文化有何特色，那一定就是五谷豐登、六畜興旺。”王祁侃侃而談。

所謂“五谷”，主要指粟(小米)、黍(黃米)、麥(小麥)、菽(大豆)、稻(水稻)五種農(nóng)作物。這五種農(nóng)作物，在殷墟甲骨文中都有發(fā)現(xiàn)。表示粟類作物的詞匯有

所謂“六畜”，主要指馬、牛、羊、豕(豬)、犬(狗)、雞六種家畜。殷墟甲骨文中也存在這六種家畜的詞匯，如

王祁認為，商代以后，五谷豐登、六畜興旺依舊是中華文明的根基，塑造了中華文明的農(nóng)耕基礎，確保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連續(xù)性。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農(nóng)業(yè)還是我們的第一產(chǎn)業(yè)，農(nóng)作物和家畜業(yè)依舊發(fā)揮著重要的社會功用。“可以說，殷墟甲骨文所載的五谷、六畜，就是中華文明的物質文化基礎。”王祁表示，前面所論僅是殷墟甲骨文所承載文化基因的幾個典型代表，但已經(jīng)顯示出殷墟甲骨文所承載文化基因的多樣性、豐富性。這些文化基因，不僅表現(xiàn)為精神層面的因素，還表現(xiàn)為物質層面的因素，物質文化基因與精神文化基因又相輔相成。“商代作為中華早期文明的重要階段，它的物質特征和精神特征深深塑造了此后三千年的文明史，并深深刻印在中國的文化基因之中。”王祁對此堅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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