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駐馬店市委黨校     翟書俊

[內(nèi)容提要] 一代廉吏于成龍所作《婚姻不遂案之判》，并未拘泥于《大清律例》斷案，而是詳審案件本末，據(jù)情依理，權(quán)衡采用“經(jīng)義決獄”之法，使本案中錢萬青、馮婉姑這對有情人免罹冤獄、終成眷屬，體現(xiàn)了于成龍懲惡揚善、匡扶正義、洞察人性、關注民生的赤子情懷。

[關鍵詞] 婚姻；經(jīng)義決獄；人性

被清朝康熙帝譽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龍（1617——1684年），字北溟，山西永寧（今山西離石）人[1]，曾在明朝崇禎年間考取副榜貢生，但直到清朝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他45歲時才以“副貢”身份謁選清廷吏部，被授以廣西柳州羅城（今廣西羅城）知縣。從此青云得路，累官至江南、江西總督，后又兼攝江蘇、安徽巡撫[2]。于成龍是“一代廉吏”，他為政清廉，苦節(jié)自厲，始終不渝，人稱“于半鴨”、“于青菜”，深受百姓愛戴。于成龍更是“一代能吏”，他博學多才，擅書畫，工詩詞，加之當時行政兼理司法，他還是一位斷案圣手，“判決明允，獄無淹滯”[3]，被人呼為“于青天”。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于中丞》中，記述了兩則關于他神乎其技的捕盜故事。1684年，于成龍在兩江總督任所病逝時，“民罷市聚哭，家繪像祀之”[4]。康熙帝親自為他撰寫祭文，贈謚號“清端”?？滴醯墼鴮Υ蟪紓冋f：“朕博采輿評，咸稱于成龍實天下廉吏第一。”[5] 

本文試從于成龍所作的眾多判例中擷取一則——《婚姻不遂案之判》，看看他是怎樣一位愛民如子、關注民生、注重社會和諧的一代廉吏。

于成龍在羅城知縣任上時，曾經(jīng)一天內(nèi)接到三起訴訟：一是馮婉姑訴呂豹變強搶民女；二是錢萬青訴馮汝棠悔婚；三是呂豹變訴馮婉姑刺傷親夫。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羅城人馮汝棠的女兒馮婉姑，姿容秀麗，擅女紅，工詩詞，與私塾教師錢萬青兩情相悅，私訂終身，又托媒人說合，并得到馮婉姑父親馮汝棠的允諾。市井無賴呂豹變，目不識丁，貪戀馮婉姑美色，賄賂婉姑的婢女，挑撥、離間婉姑與錢萬青的關系，又托媒人向馮汝棠游說。馮汝棠貪圖呂家錢財，毀棄前約，將女兒許配給呂豹變。迎親的那天，馮婉姑拒絕上轎，被強行拖去。拜天地時，馮婉姑乘人不備，從衣袖中抽出事先暗藏的剪刀，刺傷了呂豹變。事出意外，亂作一團，馮婉姑乘亂逃出呂家，跑到縣衙鳴冤，泣求于大人為她做主。錢萬青也因馮汝棠毀棄婚約至縣衙控告，肯求于老爺秉公而斷。呂豹變經(jīng)過請醫(yī)生救治后，亦到縣衙投訴，請求于知縣嚴懲兇手。于成龍掌握全部案情后，派人傳馮汝棠到縣衙，當堂作出了傳頌一時的《婚姻不遂案之判》：

“《關雎》詠好逑之什，《周禮》重嫁娶之儀。男歡女悅，原屬恒情，夫唱婦隨，斯稱良偶。錢萬青譽擅雕龍，才雄倚馬；馮婉姑吟工柳絮，夙號針神。初則情傳素簡，頻來問字之書；繼則夢穩(wěn)巫山，竟作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賓，作東床之快婿。方謂情天不老，琴瑟和諧；誰知孽海無邊，風波忽起。彼呂豹變者，本刁頑無恥，好色登徒，恃財勢之通神，乃因緣而作合。婢女無知，中其狡計；馮父昏聵，竟聽讒言。遂以彩鳳而隨鴉，乃使張冠而李戴。婉姑守貞不二，至死靡他。揮頸血以濺兇徒，志豈可奪？排眾難而訴令長，智有難能。仍宜復爾前盟，償爾素愿。明月三五，堪諧夙世之歡；花燭一雙，永締百年之好。馮汝棠者，貪富嫌貧，棄良即丑；利欲熏其良知，女兒竟成奇貨。須知令甲無私，本宜懲究；姑念緹縈泣請，暫免杖笞。呂豹變刁滑紈绔，市井淫徒，破人骨肉，敗人伉儷，其情可誅，其罪難赦，應予杖責，儆彼冥頑。此判。”[6]

通觀判詞，對仗工整，措詞精當，文筆瀟灑，正氣凜然，充分體現(xiàn)了于成龍懲惡揚善、匡扶正義、洞察人性、關注民生的赤子情懷。

一、經(jīng)義決獄

清朝第一部綜合性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以下稱《大清律例》）已于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制訂完成并頒行天下，為什么于成龍判案并未援引，卻依據(jù)《詩經(jīng)》、《周禮》之義？要想弄明白這個問題，讓我們先看一看，假如于成龍依據(jù)《大清律例》判案，結(jié)果會怎樣呢？

1、對馮婉姑刺傷呂豹變，如果判定他們“夫妻”關系成立的話，則《大清律例·刑律·斗毆（下）》明確規(guī)定：“凡妻毆夫者，杖一百；夫愿離者，聽。至折傷以上，各加凡斗傷三等；至篤疾者，絞；死者，斬。故殺者，凌遲處死。”[7]《大清律例·刑律·斗毆（上）》還規(guī)定：“折人肋，……及刃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8]

2、對錢萬青、馮婉姑“繼則夢穩(wěn)巫山，竟作偷香之客”，《大清律例·刑律·犯奸》規(guī)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其和奸，……男女同罪。”[9] 

3、對馮汝棠悔棄婚約，《大清律例·戶律·婚姻》規(guī)定：“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笞五十；雖無婚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10]

由此看來，若依據(jù)《大清律例》斷案，本案的始作俑者——呂豹變倒可以逍遙法外，而錢萬青和馮婉姑這對有情人卻要鴛鴦分飛，馮汝棠和馮婉姑要骨肉離散。康熙帝曾說：“國家設立法制，原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11] 眾所周知，法律的懲罰性乃是基于法律條文的事先假定，而制訂法律的人又絕非神明，不可能預知將來可能發(fā)生的所有違法犯罪情形，那么就不排除在某些極其偶然的特殊情況下，法律無意中反倒成了罪惡的幫兇、正義的陷阱。在這種情況下，盡管于法有據(jù)，但卻于情有悖、于理不公，于成龍怎么可能會依據(jù)《大清律例》斷案呢？他赴任羅城知縣之前，曾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某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12]既然不昧“天理良心”，“經(jīng)義決獄”就必然成為于成龍的權(quán)衡之選。

“經(jīng)義決獄”亦稱“春秋決獄”、“引經(jīng)決獄”，是我國封建社會始于漢武帝時期的一種獨特的司法制度。它的獨特之處在于，對于某些具體案件，法官可以不引征具體法律條文，而僅依據(jù)儒家經(jīng)典著作的義理來斷案。李劍農(nóng)先生曾說，我國封建社會向來“奉儒家經(jīng)典為準衡，故六經(jīng)就是中國的憲法”。[13]所以于成龍援引《詩經(jīng)》、《周禮》之義判決此案，恰好可以解決法律在本案中不能盡善盡美的尷尬。

二、勸善懲惡

于成龍既然援引《詩經(jīng)》、《周禮》之義判決此案，而《詩經(jīng)·關雎》中說：“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14]那么，錢萬青、馮婉姑“夢穩(wěn)巫山”就是“男歡女悅，原屬恒情”；“《周禮》重嫁娶之儀”指的是《周禮》規(guī)定的婚以禮成的“六禮”，即締結(jié)婚姻的六道程序——“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采用非“禮”手段締結(jié)的婚姻將不被認可，因為“夫唱婦隨，斯稱良偶”。這樣，于成龍就使錢萬青、馮婉姑這對有情人免于法律處罰。實際上，中國歷史上有不少類似的為伸張“天理”而想方設法“脫良人于刑獄”的事例。

于成龍在判詞中對本案的始作俑者——呂豹變進行了義正詞嚴地譴責和懲罰。本案中，盡管目不識丁的呂豹變已經(jīng)是偷雞不成蝕把米、傷了脖子又跑了“妻”，于老爺仍然在判詞中斥責他“刁頑無恥，好色登徒”，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恃財勢之通神，乃因緣而作合”，采用卑鄙手段，“破人骨肉，敗人伉儷”，而且不顧馮婉姑反對，強搶民女，“遂以彩鳳而隨鴉”，被馮婉姑用剪刀刺傷，實屬咎由自取。于成龍因而判決：“其情可誅，其罪難赦，應予杖責，儆彼冥頑”，真是大快人心！

三、玉成良緣

對錢萬青、馮婉姑這對有情人，于成龍在判詞中稱贊“錢萬青譽擅雕龍，才雄倚馬；馮婉姑吟工柳絮，夙號針神”，特別贊賞 “婉姑守貞不二，至死靡他。揮頸血以濺兇徒，志豈可奪？”并夸獎這位自幼生活在深閨的少女“排眾難而訴令長，智有難能”，因而判曰：“仍宜復爾前盟，償爾素愿。明月三五，堪諧夙世之歡；花燭一雙，永締百年之好”。《論語·顏淵》中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青年男女兩情相悅，偶爾“夢穩(wěn)巫山”，也是人的本性使然，盡管有違于“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禮法，但卻合乎情理。于成龍常說：“經(jīng)史子集千本萬卷，無非仁義禮智四字；程朱理學滾瓜爛熟，無非天理良心四字”。于大人成人之美，判結(jié)良緣，在封建禮教盛行的年代，確實難能可貴。  

于成龍在處理青年男女因兩情相悅而起的私情問題上，能夠不拘泥于封建禮法，據(jù)理察情而斷，判結(jié)良緣，為常人所不敢為，為常人所不愿為，為常人所不能為，不僅被當時人們所稱頌，也為后世所敬仰。

四、褒獎孝道

于成龍在判詞中譴責馮汝棠嫌貧愛富，悔棄婚約，一女兩嫁，“利欲熏其良知，女兒竟成奇貨”，本應“杖笞”，為什么他的女兒“緹縈泣請”，于成龍即判“暫免”？這里有一個典故，就是“緹縈泣請”。緹縈是西漢太倉（今江蘇太倉）令淳于意的小女兒。漢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淳于意有罪被逮捕，應當解送長安施以肉刑（斷肢體、刻肌膚之刑——筆者注）。緹縈隨父入京，冒死罪到皇宮門前向漢文帝上書。書中說：“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后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少女緹縈愿意犧牲自己的自由，沒籍成為官家的奴婢，以換取父親免于刑罰。漢文帝觀書后“深憫其情”，下令赦免淳于意，隨后又下詔廢除肉刑。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緹縈泣請”。[15]在本案中，于成龍判令“暫免杖笞”，一是為了社會公序良俗計，褒獎馮婉姑的孝心——愿意代父受刑；二是為了勸戒馮汝棠棄惡從善，“杖笞”僅是“暫免”，如若再有違法行為，一并懲罰。

精妙絕倫、備受贊譽的于成龍《婚姻不遂案之判》，也給我們留下一個深刻而又耐人尋味的問題：在類似本案的案件中，在缺失于老爺那樣足夠大的法官自由裁量權(quán)的情況下，是讓壞人逍遙法外、讓好人無辜忍受蒙著眼睛的正義女神揮出的利劍的懲罰呢，還是代表正義的法律的某些具體條文本身應該及時地被救濟呢？

注釋：

[1][16]《辭源》，第一冊、第128頁；第四冊、312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

[2][3][4][5][民國]趙而巽等撰，《清史稿》，第三十三冊，卷二百七十七，列傳六十四，《于成龍……施世綸》，第10083——10087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6]參看王若東等著，《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龍傳》，第二章，《羅城縣令》，www.yufamily.com.cn，“于姓的天空”網(wǎng)站。（特注：本則資料實根據(jù)筆者以前所作讀書筆記，可惜當時不曾想會為此寫篇文章，故未標明出處，筆者也已記不得摘自哪本書。如有訛誤，敬祈賜教。）

[7][8][9][10][11][17]田濤、鄭秦點校，《大清律例》，第460頁、444頁、521頁、203頁 、2頁、527頁。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12][民國]易宗夔著，《新世說·于北溟知羅城縣》，第79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年

[13]李劍農(nóng)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8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14]吳兆基編譯，《詩經(jīng)》，第1頁。北京：長城出版社，1999年

[15]參看[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零五，《倉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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