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標題：煙火漫卷中的精神守望與《晚熟的人》

以小說創(chuàng)作回應疫情現(xiàn)實

我想，任是誰，在這一年的年初都無法預料得到，在2020年，整個人類都會因為新冠病毒的巨大劫難而生存得如此艱難。我們都知道，阿多爾諾當年有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后，詩已不復存在。”他的意思并不是說在經歷了如同奧斯維辛這樣的苦難后，詩歌（或者說文學）就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是要特別強調，在經過了奧斯維辛之后，詩人或者說作家進行文學書寫的時候，所持有的思想價值立場應該較之此前有根本的變化。盡管具體的來歷和成因判然有別，但在某種意義上，人類在2020年所遭遇的這一場迄今都未徹底終止的新冠疫情，也可以被看作是如同奧斯維辛一樣的巨大劫難。也因此，詩人或者說作家到底應該怎樣對這場疫情本身以及疫情對人類存在所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以文學藝術的方式沉思，也就是一個不容回避的重要問題。

應該注意到，雖然還不那么盡如人意，但在2020年，的確已經有一些作家以小說創(chuàng)作的形式回應這場疫情劫難。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作品主要有南翔的《果蝠》、熊湘鄂的《新年好啊》、梁曉聲的《可可、木木和老八》、楊曉升的《海棠花開》，以及房偉的《一個人的歸途》等。

這里且以《果蝠》為例稍作分析。作品情節(jié)值得注意處有二：其一，是在既往的歲月里，雖然國家早已三令五申，但仍然有一些公開或隱藏的野味店鋪，在暗中偷獵品嘗各種野味；其二，等到人們普遍地把疫情與野生動物聯(lián)系在一起的時候，也正是此前那撥特別熱衷于品嘗野味的人，跳到了另一個極端，要對天然溶洞中的蝙蝠全部斬草除根。在這個時候，虧得有一位名叫劉傳鑫的動植物分類專家挺身而出，苦口婆心地大講了一番“如果圍剿果蝠，不僅會破壞生態(tài)，而且還有可能使更多的病毒釋放出來”的道理，方才最終促使縣長下令阻止了這一次試圖剿滅果蝠的愚蠢行動。盡管談不上多么深刻的思考，但像南翔這樣有著敏感觸角的作家，畢竟已開始對新冠疫情做出文學性的思考與反應了。我們希望的是，作家們在未來的疫情書寫中，能夠在此基礎之上，做出更加深入獨到的思考和挖掘。

煙火漫卷的日常生活書寫

更多的作家，雖然并沒有直接地觸及所謂的疫情題材，但這一年小說創(chuàng)作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在看似煙火漫卷的日常生活書寫中，卻有著相對深入的人性剖析，和對精神世界的積極呵護與守望。比如，遲子建的長篇小說《煙火漫卷》。在一眾小人物日常生活世相的呈示中，作家以一種稱得上是從容不迫和閑庭信步的心態(tài)，耐心細致地展開對當下時代哈爾濱市民日常生活場景的精描細繪。其中關于“哈爾濱燉菜”活色生香的描寫，是最具代表性的片段之一：“哈爾濱人的早餐相對簡單，但晚餐決不能馬虎，餐桌若沒一兩樣主打菜，似乎一天就白忙活了。”“哈爾濱人喜歡燉菜，尤其是晚餐，如果沒有一樣燉菜，腸胃都會和你過不去，總覺得缺了什么。燉菜是葷腥與蔬菜的狂歡，是牲畜王國與性靈世界在千家萬戶的美妙相逢。牛、羊、豬、雞、鴨、鵝、魚、蝦、蚌、肉鴿，地上跑的，天上飛的，水里游的，都可挑起燉菜的大梁。”在《煙火漫卷》中，哈爾濱可以被看作是小說中一位潛在的主人公。只要稍加留意即不難發(fā)現(xiàn)，從一年四季的自然風景，到近現(xiàn)代以來所逐漸形成的中西結合的標志性建筑；從與宗教信仰緊密相關的教堂、清真寺和佛寺，到熱氣蒸騰充滿煙火味道的民俗風情……所有這些都蜂擁而至，匯聚到遲子建富有靈性的筆端。不知道遲子建自己是否有明確的意識，反正筆者覺得，如果把這些極具藝術感染力的文字從小說中單獨抽出，本就是一篇關于哈爾濱的精彩散文。但也正是在煙火漫卷的日常生活的書寫過程中，作家把自己的筆觸更進一步地探入到相關人物精神世界的深處。比如，那位看似不經意間猥褻了幼童的劉建國這一形象。直等到劉建國重返大興凱湖畔，經過耐心打探了解到，自己當年的行徑的確對那個名叫武鳴的小男孩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創(chuàng)傷——不僅怕見成年男人，而且直到現(xiàn)在都是一個人孤獨地生活。如果說當年那個偷走了銅錘的人對劉建國造成了嚴重的傷害，那么，劉建國自己則同樣也對武鳴造成了嚴重的創(chuàng)傷。劉建國真切地意識到了自己的罪孽深重，最終決定用余生來陪伴武鳴——以如此一種充滿著懺悔意味的行動，來為自己贖罪。在此，作家勾勒了一根犯罪-創(chuàng)傷-懺悔-贖罪的精神鏈條。

賈平凹的長篇小說《暫坐》2020年產生了廣泛影響。小說之所以被命名為“暫坐”，主要原因在于其中不僅寫到了一個名叫暫坐的茶莊，而且這個茶莊還成為了人物與故事的主要聚居地。暫坐，何以為暫坐？單從字面的角度來看，大約也就是暫且來坐坐的意思——在日益繁忙緊張的都市生活中，停下急匆匆的腳步，暫且到這個茶莊休憩一下。然而，這樣的一種理解，肯定只是最粗淺的一個層面。我們在客觀的現(xiàn)實生活中，并不可能看到誰以如此特別的方式來為一座茶莊命名。又或者說，我們恐怕也只有在賈平凹的小說作品中，才能夠發(fā)現(xiàn)這種潛隱著某種深邃意味的茶莊命名方式。賈平凹為什么如此命名？倘若結合整部《暫坐》的故事情節(jié)，尤其是結合人類個體非常短暫的人生過程來理解，那么，所謂的“暫坐”其實也很明顯地包含這一意味：在更為浩大的宇宙時空面前，只有著短暫生命過程的人類個體，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腳步匆匆的人生過客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賈平凹《暫坐》的思想藝術境界，可以說直通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正如在浩大的宇宙時空面前倍感自身的渺小，陳子昂因而發(fā)出“獨愴然而涕下”的感嘆一樣，賈平凹借助于《暫坐》中那一群城市上層女性的故事所傳達出的，其實也正是人生太過短暫，整個過程差不多也就相當于到這個被命名為“暫坐”的茶莊，坐著喝了會兒茶的模樣。假若說《暫坐》有什么微言大義，恐怕也就突出不過地體現(xiàn)在這一點上：人生終歸不過是一個“暫坐”的過程而已。

歷史深處的追詰

王安憶的長篇小說《一把刀，千個字》也是2020年的重要收獲。小說被作家不無果斷地切割為上下兩個部分。盡管很難把標題中的前三個字和后三個字截然分開，小說敘事過程中二者之間彼此的交互穿插，毫無疑問是一種客觀的事實，但相對來說，“一把刀”更多地對應著上半部，“千個字”更多地對應著下半部，這樣的一種判斷也不能說就完全沒有道理。

事實上，王安憶在上半部里所集中講述的，乃是男主人公從少年時代開始就不斷地四處漂泊的人生故事。關鍵在于，由陳誠的高超廚藝和他的四處漂泊，王安憶的落腳點最終落到了對歷史的強有力的詰問上。具體來說，也就是由陳誠而進一步牽扯出的他那早已消逝多年的母親“她”。那么，小說中的“她”這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到底是誰？又或者，如果說在小說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很多人物都會有生活原型存在的話，那么，這個“她”的生活原型又是誰呢？對此，我個人的看法是，這個生活原型極有可能就是那位曾經被著名詩人雷抒雁在其名作《小草在歌唱》中大力謳歌過的受難主人公。必須強調指出的一點是，在《一把刀，千個字》這部長篇小說中，王安憶能夠從陳誠這樣一個淮揚菜系的優(yōu)秀廚師而進一步延伸并觸及到受難者“她”這樣一個深度歷史議題，無論是寫作勇氣，還是藝術智慧，都應該得到高度的肯定。

以上所提及的這些作品之外，其他諸如張忌的長篇小說《南貨店》、薛憶溈的長篇小說《“李爾王”與1979》、胡學文的長篇小說《有生》、鐘求是的長篇小說《等待呼吸》，徐皓峰的中篇小說《白色游泳衣》、蔣韻的中篇小說《我們的娜塔莎》、尹學蕓的中篇小說《我所知道的馬萬春》、孫頻的中篇小說《我們騎鯨而去》，以及艾偉的短篇小說《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和寧肯的《探照燈》等系列作品，也都各自有其獨特的思想藝術創(chuàng)造，都有可圈可點之處。

《晚熟的人》彰顯莫言的寫作意志

中國作家莫言在2012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擁有極重要意義和價值的文學史事件。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就是，獲獎之后的莫言，到底能不能打破所謂的“諾獎魔咒”，能否頂住榮譽帶來的巨大壓力，不僅繼續(xù)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而且還能夠保持相對穩(wěn)定的思想藝術水準。獲獎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莫言的確沒有什么作品發(fā)表，似乎的確陷入到了創(chuàng)作的“低谷”狀態(tài)。但實際的情形卻是，莫言一直都沒有停止過文學創(chuàng)作的思考和努力。這一點，只有在他的短篇小說集《晚熟的人》2020年正式問世之后，方才得到了確證。

我們注意到，在這部短篇小說集中，專門附有一個“本書作品創(chuàng)作年表”。由這個年表可見，其中的小說分別集中創(chuàng)作于三個不同的時期。一個是初稿于2012年5月、定稿于2017年8月的時期。毫無疑問，倘若不是因為受到這一年10月諾獎的影響，他的這三個短篇小說早就發(fā)表了；其中創(chuàng)作于2011年的《澡堂與紅床》，自然也可以被歸入到這個階段。再一個是2017年，《等待摩西》等四個短篇小說，均創(chuàng)作于這個時期。再有，就是剩下的四個短篇小說，全部創(chuàng)作于2020年的疫情期間。如此一種創(chuàng)作情形，再加上同時期完成的一些詩歌作品，以及發(fā)表在《人民文學》雜志的戲曲劇本《錦衣》（其中還包括一篇帶有先鋒探索意味的詩體小說《餃子歌》），三者疊加在一起，充分證明，所謂的“諾獎魔咒”其實并沒有對莫言構成多么大的困擾，作家以其足稱堅韌強大的寫作意志，證明著自己作為“文學王者”之一的創(chuàng)作實力。

《晚熟的人》收入莫言近十年來的短篇小說作品12篇。或許與短篇小說這種文體形式的限制有關，與莫言早期作品那種滔滔不絕、泥沙俱下、汪洋恣肆的創(chuàng)作風格相比較，這部《晚熟的人》顯得特別節(jié)制、內斂而沉靜。但從思想內涵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對現(xiàn)實和歷史的批判力度，抑或是對復雜人性世界的揭示深度，卻都絲毫未減。其中的一些篇什，甚至可以讓我們聯(lián)想到以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見長的魯迅先生。

其中，被作家拿來用作書名的《晚熟的人》，就在進行資本批判的同時，也對人性有著不無犀利的洞察和揭示。所謂“晚熟的人”，在小說中專指那位在市場經濟的時代里如魚得水地巧妙利用“我”即作家莫言的文學資源而大發(fā)其橫財?shù)泥従邮Y二。“幾十年前，蔣二腦子曾經出現(xiàn)過一點兒問題，村里人都把他當傻瓜看待，但事實證明，他是村里最精明的人。”蔣二的精明，主要表現(xiàn)在他極其巧妙地利用“我”獲獎的機會以各種手段斂財，不僅在“我”的舊居旁邊擺攤賣書，而且還兼營當?shù)氐母鞣N土特產，甚至還煞有介事地舉辦了真正可謂是“聲勢浩大”的“高密東北鄉(xiāng)首屆滾地龍拳國際擂臺賽”。以至于，即使是聲名遠播的“我”，也得對這個“晚熟的人”“刮目相看”，大發(fā)感慨：“蔣兄，離上次見面不過五年，想不到您竟然成了大老板，而且，文化水平好像也有了很大提高。”接下來，作家寫道：“我的話里其實含有譏諷之意，因為我們一起上小學時，這個蔣天下，是以魯鈍著稱的，上學五年，勉強升到三年級，老師見了他就頭疼。”這樣一位簡直可以說是不學無術的“晚熟的人”，竟然可以風生水起地混成了老板，所說明的，只能是當下這個時代中的粗鄙與不合理。細細想來，“晚熟的人”的這種表述中，一種反諷譏刺意味的存在，是無法被否認的客觀事實。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讀明白一再出現(xiàn)于文本中的“晚熟”二字。“我陡然間又晚熟了一個量級，明白了這一切不過是一場戲，編劇和導演都是坐在我身邊這位晚熟透了的蔣天下蔣總。”唯其因為如此，等到小說即將結束，當“我”在深夜的電話里獲悉蔣二的擂臺和滾地龍展覽館被推土機摧毀的時候，才會意味深長地強調：“繼續(xù)晚熟吧”。

如同《晚熟的人》一樣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與人性批判意味的，是那篇標題就帶有鮮明戲謔色彩的《詩人金希普》。我們都知道，所謂金希普，毫無疑問是從俄羅斯大詩人普希金那里巧妙化用而來。小說中的這位金希普，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學騙子。他不僅在名片上赫然印著“普希金之后最偉大的詩人：金希普”這樣大言不慚的言辭，而且還在大庭廣眾的場合下自詡“截至目前，我已出版詩集五十八部，榮獲國際國內重要文學獎項一百零八個，我現(xiàn)在是國內外三十八所著名學府的客座教授，去年我去美國訪問時，曾與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在林肯中心同臺演講，受到了一萬一千多名聽眾的熱烈歡迎……”金希普行騙的具體罪狀之一，就是言之鑿鑿地許諾一定能給“我”表弟——筆名為寧賽葉的秋生謀到“電視臺副臺長”的職位。沒想到，錢花了一堆，事卻沒有辦成。到頭來，竟然是寧賽葉的父親也即“我”姑父的一命嗚呼：“我不能說姑父是被金希普氣死的，但這件事毫無疑問是姑父心臟病發(fā)作的誘因之一。”盡管金希普后來一直口口聲聲強調自己不是騙子，強調自己“有一顆善良敏感的心”，但這一切自辯卻只能被看作是他的虛偽。能夠在簡短的文本篇幅內傳神地勾勒出金希普這樣一位文學騙子的形象，莫言藝術表現(xiàn)能力非同尋常。

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還有《地主的眼神》這一篇。小說之所以被命名為“地主的眼神”，乃因為敘述者“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同名的作文。在其中，“我”曾經寫道：“……同志們，眼睛是心靈的窗戶，讓我們睜大眼睛，去看一看我們身邊的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們的眼睛，看一看他們的眼神……”在那個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地主孫敬賢因此而遭到批斗的結果可想而知。但小說的用意卻更在于寫出孫敬賢的人性世界構成的復雜程度。一方面，他地主成分的獲得，與他那種“打腫臉充胖子”的炫耀心理緊密相關；另一方面，現(xiàn)實生活中的他，卻也有著欺辱兒媳婦的卑劣行跡。由此，莫言所寫出的，也就是一位人性構成相當復雜的地主形象了。

雖然有著諾獎的巨大壓力，莫言卻依然能夠保持相當高的思想藝術水準。也因此，對作家此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我們一如既往地抱有極大的期待。

作者：王春林，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小說評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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