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三孩生育政策能夠積極應對生育水平持續(xù)走低的風險,長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齡結構,擴大新增勞動力供給,減輕老年人口撫養(yǎng)比等。但數據顯示,此前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出生人口仍有下降。
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十四五”時期我國生育水平或仍將處于低位,但不必過度憂慮,除了要進行生育支持的制度性安排,還要有引導青年一代家庭婚姻觀念的舉措。在她看來,生育保險、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生殖健康服務是生育保障服務制度的基本支柱。
我國進入零增長區(qū)間
北青報:您認為,2022年中國人口會步入負增長的階段嗎?
賀丹:中國人口正處在一個重大轉折期,也是一個波動比較大的時期。這個不穩(wěn)定的年限有多長,現(xiàn)在并不能確定。我曾提出過一個人口“零增長區(qū)間”的概念,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等于零,就是“零增長”,如果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正負100萬,就是“零增長區(qū)間”。按照這個概念,從去年開始,我國已經進入了“零增長區(qū)間”。“零增長區(qū)間”這個概念的樹立有益于我們更加平和、中性地看待中國人口增長方式。
北青報:我國生育率近年來下降比較迅速,您認為原因是什么?
賀丹:我國生育水平下降快,有幾方面原因。一個原因是經濟社會發(fā)展會拉低生育水平,這是一個自然的規(guī)律,是人口和經濟社會發(fā)展互動的一個必然規(guī)律,也會是一個長期趨勢。還有就是新一代青年群體生育觀念、家庭觀念和婚姻觀念的變化,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90后、00后的生育觀念與70后、80后差別較大。90年代出生的孩子是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他們也是在中國富起來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婚姻觀念受到現(xiàn)代文明理念的影響,變化很大。當90后和00后成為生育的主體,對生育水平的影響權重越來越大以后,生育水平出現(xiàn)了下降。
多重因素疊加在一起,造成了我們現(xiàn)在生育水平比較大的下跌,而且這個趨勢也有延續(xù)的傾向。“十四五”時期,我國生育水平可能還是會比較低。但是我覺得也不必過度憂慮,中國跟已經陷入低生育水平不能恢復的國家不一樣。我們國家家庭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是一個普婚普育的國家。雖然年輕人觀念變化很大,但與一些終身不婚率、終身不育率非常高的國家還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除了要有生育支持的制度性安排以外,還要有引導青年一代家庭婚姻觀念的舉措。
不主張濫用輔助生殖
北青報:現(xiàn)在婚育年齡都在延后,對輔助生殖技術的需求是否會越來越高?《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yōu)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fā)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要規(guī)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您怎么看?
賀丹:由于人口結構和經濟社會的變化,結婚生子的年齡確實都在延后。如果生孩子太晚,可能會面臨很多困難,對輔助生殖技術的需求就會更高。以我們目前的醫(yī)療技術條件,要付出很多的精力,要承受精神上和身體上的痛苦,且對于年齡比較大、身體條件不太好的女性來說,成功率也不是很高,還容易引起醫(yī)患糾紛。一些機構在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方面也有一些不好的現(xiàn)象,比如過度引導需求等。
所以我們倡導鼓勵適齡婚育,該生育的時候生育,這是最好的。我們也不主張濫用輔助生殖技術,這是從保護女性的生殖健康和身體健康,以及促進家庭和諧幸福的角度來考慮的。下一步要加強輔助生殖技術方面的醫(yī)學研究和臨床經驗總結,不斷加強政策研究。未來,一些輔助生殖的技術也可以納入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
生育支持政策應以家庭為單位
北青報:一些“喪偶式育兒”現(xiàn)象也讓很多女性對生育子女望而卻步,您對這一現(xiàn)象怎么看?我們距離“生育友好型社會”還有多遠?
賀丹:在我們新型的家庭文化里,除了傳統(tǒng)的孝老近親、代際互相支持之外,特別要倡導家庭成員性別平等,每個家庭成員都要分擔自己的責任,男性也應該參與到家庭育兒的過程中。
我一直在倡導要更加注重家庭文化建設,家庭文化建設應該上升到更高的層面,特別是提高家庭發(fā)展能力、支持家庭養(yǎng)老撫育功能應該作為我們政策倡導的一個主要方向。我們的政策目標不應該是簡單的代替家庭功能,而是通過政策的支持強化家庭功能,強化家庭為個人提供社會保護的功能。
現(xiàn)在我更愿意用“家庭友好”的概念來解釋“生育友好”。不僅是在生育階段,社會給予家庭支持,家庭友好應該是一個生命全周期的概念。我們的支持政策,應該以家庭為單位,這樣更能夠鞏固我們家庭的功能。
焦點
多方共同努力
加強生育保障制度建設
北青報:中央《決定》發(fā)布之后,很多省市地區(qū)都出臺了延長產假的政策。但很多女性“不敢休”“不能休”,如何保證這些假期能夠真正得到落實?
賀丹:這一次政策調整的核心目標并不是我們要生多少孩子,而是促進家庭和諧幸福,幫助有生育意愿的這些家庭實現(xiàn)他們的生育意愿,最終推動實現(xiàn)適度生育水平的宏觀政策目標。所以在評估中央《決定》貫徹落實情況、政策效果時,生育支持政策出臺和落地的情況是一個主要指標。
中央《決定》發(fā)布以后,各地在修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過程中都把延長產假、陪產假,設立育兒假等作為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大家確實也有一些擔心,擔心這些假期能不能得到落實。實際上,生育保險就有保障女性生育期間工資待遇的功能。這是一個保障有關產假政策的落實、保障女職工在生育期間的工資待遇和各種福利待遇的一個基本制度。
我們還是要加強生育保障基本制度的建設,從制度層面上系統(tǒng)性解決這些歧視。生育保險本身覆蓋面很小,籌資的渠道也比較單一,企業(yè)繳費是唯一的渠道。有些地方調整生育政策之后,可能也會有一些兜底的政策。但總體來說,還需要加強生育保險制度改革,擴展覆蓋面,以滿足未來在生育保障方面可能面臨的更多支付需求。
北青報:要讓大家“敢生娃”,其實涉及住房、婚育假期、婦女就業(yè)保障、托幼服務、醫(yī)療供給、義務教育等多方面問題,應當如何打好組合拳?從已出臺的支持政策來看,您認為還有哪些瓶頸需要突破?
賀丹:這次中央《決定》與以往生育政策調整的決定和意見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這次中央《決定》更加關注人的全面發(fā)展,這是一個突出特征。
我們以前的政策體系是控制生育的,現(xiàn)在要建立一個生育支持和生育保障的政策體系,是一個完全重塑的過程,所需要的時間應該是比較長的。
令人欣喜的是,中央《決定》出臺以后,各地反映非常積極,各個層面都有比較好的探索和實踐,出臺了一些全方位給予家庭生育支持的政策。接下來,到底應該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把有限的資源精準投入到哪些方面更好,需要研究人員、決策者、實踐者共同努力。
記者 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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