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教師的直覺，廖春燕掀開了一只口罩，暴露出一個7歲孩子被隱藏的生活。

那是2022年春天，在四川省沐川縣的一所小學(xué)，開學(xué)好幾周了，天氣回暖，廖春燕班上，只有一個叫小圓的女孩始終戴著口罩。

“感冒一直沒好嗎?”她問，小圓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廖春燕伸手摘掉孩子的口罩，隨即在她臉上看到一塊淤青。

難愈的傷

“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小圓解釋，“就是在哪里磕到了。”

起初，廖春燕相信了，她回憶，那塊淤青不大，不太起眼，就在顴骨下面一點。

然而，那淤青又格外難愈，“這個星期好一點，下個星期又來新的”。

廖春燕覺得不對勁，但每當她問起來，小圓總說“自己磕的”。

直到有一次，這位老師忍不住追查下去，在孩子背上發(fā)現(xiàn)了更多傷痕，它們豎著排列，“像被毛衣簽子打過”，表面結(jié)的痂正在脫落。

小圓這才坦白，“是媽媽打的”。

廖春燕了解到，孩子口中的“媽媽”，是她父親的新女友。小圓一兩歲時，父母離婚，母親獨自離開，再沒回家。父親要外出打工，小圓常年跟著祖父生活，直到1年前，祖父去世，父親帶回女友，給小圓當“媽媽”。

“媽媽”姓蒲，在鎮(zhèn)上的一家小店工作。起初，廖春燕以為她“教育孩子的方式過激”，前去店里做“家校溝通”，希望她“注意管教孩子的方式”。

這位老師記得，那個女人30多歲，留遮住眉毛的“妹妹頭”。她態(tài)度良好，解釋稱自己脾氣急，有高血壓，教育小孩情緒不穩(wěn)定，還承諾“以后多注意控制”。

廖春燕還不放心，又聯(lián)系了小圓的父親楊某。他初中畢業(yè)后沒再讀書，打工至今。聽了老師的說法，楊某“沒太在意”，他表示，“女朋友照顧孩子很盡心，只是方式過激了一點”。

小圓的傷還是好不了，更確切地說，是新傷不斷增加。

廖春燕說，學(xué)校多次找小圓“媽媽”蒲某溝通，面對質(zhì)問，“她從來沒慌張過”，只是表現(xiàn)得很懊惱。有一次，她找出的理由是，“小圓爺爺去世，家里不吉利，引起我身體反應(yīng)，激素分泌過高，才總是失控”。

學(xué)校報了警，“綜合考量孩子的家庭情況和事件的嚴重程度”，警方對小圓家長進行“威懾訓(xùn)誡”，當時沒有立案。

孩子身上的傷繼續(xù)增加。

在廖春燕的記憶里，小圓留著厚厚的、快要遮住眼睛的劉海，一撩開，就露出因為受傷而呈現(xiàn)青紫色的額頭。這位老師擔心小圓“媽媽”利用頭發(fā)遮蓋暴力的痕跡，就讓孩子剪掉。結(jié)果，小圓眼皮上多出幾道傷口，“是媽媽用剪刀剪劉海時戳傷的”。

有一次，小圓一周沒上學(xué)，蒲某稱，要帶孩子去縣里看病。廖春燕不相信，要求見小圓一面。陰雨蒙蒙中，她在校門外望見了小圓，披頭散發(fā)，整張臉腫著，幾乎變形，像一個瘀紫的“大頭娃娃”。

“大頭娃娃”抬起頭，睜不開眼睛，微聲喊了句“廖老師”，她解釋，“是我自己滑滑板車摔倒了”。

廖春燕的眼淚落下來，說不出話，她記得那天分別時，小圓喊道：“廖老師，請不要告訴爸爸我沒有去讀書。”

“我可以管得了”

在廖春燕的印象中，小圓的父親楊某“一味偏袒女友”。他常年在成都務(wù)工，雖然沒打過女兒，“但好像也沒有更多的感情，只是履行基本義務(wù)”。

那天，在校門外與小圓分別后，廖春燕撥通了楊某的電話，質(zhì)問他知不知道女兒的情況。楊某說，“知道，昨天晚上才看過”。廖春燕氣憤地問：“你不覺得孩子的傷不正常嗎?”楊某答：“可能是她媽媽沒注意，摔傷了吧。”

對小圓的處境來說，這又是一次毫無意義的溝通，楊某從不覺得女兒受傷是什么大事，認為多是孩子“不小心”。廖春燕嚴肅地指出，孩子在學(xué)校的1年多里，沒怎么摔過跤，參加校園活動去山上遠足，也沒“不小心”受傷，“為什么反而在家時，有那么多意外?”

說急了，廖春燕也曾情緒失控：“如果你再不管我就把她送去公安局了!”她記得楊某好脾氣地回應(yīng)，知道了，會溝通，這樣的事不會再發(fā)生。

小圓身上，新的傷痕否定了這個父親的承諾。

“今天晾衣桿掉下來打著了，明天關(guān)門時把手壓了，再哪一天又被板凳撞到了。”后來，還不等廖老師開口問，小圓便搶著回答：“這個傷不是我媽媽弄的。”

廖春燕努力對小圓解釋，一個孩子總是摔跤，可能是小腦有問題，要讓爸爸媽媽帶去看醫(yī)生。如果不是生病了，那么這傷就不正常。她試圖讓孩子理解，即使是母親，也不可以用讓孩子受傷的方式教育孩子，“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有法律保護兒童”。

事實上，知情的老師都有點急了。語文老師曾壓不住憤怒地問小圓：“你自己都不保護你自己，我們怎么保護你?你自己都不坦誠，我們怎么來幫你?”

廖春燕理解小圓為蒲某“解釋”的行為。她推測，在學(xué)校，老師教育小圓，在家里，她則被蒲某“洗腦”。在小圓的描述里，“媽媽”打人都有理由——字寫得不工整、作業(yè)寫慢了、走路走慢了、“媽媽”沒拿鑰匙她卻不小心關(guān)上了門等。“媽媽”總說：“我是因為愛你才打你，打你是為了讓你變得更好。”

只在極少數(shù)情況下，小圓會向老師坦陳：“媽媽在打我時說‘今天我就是把你打死了都沒人管得了’。”廖春燕曾脫口而出：“我可以管得了!以后她再這樣說你就來找我!”

這位班主任記得，小圓沒回話，只是呆呆地盯著她。

從初春到初冬，從廖春燕第一次發(fā)現(xiàn)小圓的傷痕算起，快1年時間過去了。一天到校后，小圓整個上午都在冒汗。天氣很冷，但汗珠從她頭皮上滲出來，順著頭發(fā)往下滴。廖春燕把小圓帶到辦公室，小女孩昏昏沉沉地趴在桌子上，眼淚和汗水一起滑落，她虛弱地說：“頭好暈、好疼，我好難受。”

廖春燕得知，那天早上，蒲某拽著小圓的頭發(fā)轉(zhuǎn)了好幾圈，把孩子甩到一只箱子上，撞傷了她的額頭。這位老師又哭了，她抓著手機就往校長辦公室走，心里只有一個想法：“必須報案。”

“媽媽對我挺好，她打我打得不那么厲害了”

這一次，沐川縣公安局立了案，面對公安機關(guān)的訊問，犯罪嫌疑人蒲某供述了她對小圓實施的暴力。

案件卷宗顯示，蒲某這樣解釋小圓身上傷痕的由來：頭皮下的血腫，“可能是我推出去撞到的”;額頭正中的瘀腫，“是喊她跪在地上磕頭，磕出了聲響”;背上的條狀傷痕，“是我用衣架打的”;手臂和胸口的燙傷，是用花灑淋的，“我以為花灑出來的水不燙”;膝蓋上拳頭大的傷疤，是讓小圓在水泥地罰跪后磨破了皮，用瓶子裝開水給她“熱敷”，“后來記不清是第幾天，我發(fā)現(xiàn)她的褲子和膝蓋粘連到一起了”。

還有左下頜、頸部、右腰部、肘關(guān)節(jié)和腳踝的傷……蒲某“記不清了”，也數(shù)不出自己打過小圓多少次，“有時候一周多點兒，有時候一周少點兒，罵的比較多”。

為了防止別人發(fā)現(xiàn)，她有時會用膠水粘住小圓的頭發(fā)，遮住孩子頭上的疤，或者用化妝品蓋住淤青。“我也不是故意要打她的，是因為我性子比較急。”蒲某供述道，“我沒有討厭過她，我還是很喜歡她的。”

在她與小圓的日常生活中，這個說法看上去還有些依據(jù)。

蒲某在朋友圈寫道：“你是爸爸媽媽此生的溫暖，我的小太陽。”小圓生病時，她也發(fā)朋友圈，“我真希望生病的人是我”。鄰里街坊都為蒲某虐待小圓的事情感到驚訝，他們看到，蒲某風(fēng)雨無阻地送小圓上學(xué)，帶她出門玩，給她準備生日蛋糕。“后媽帶成這樣還算不錯了。”有鄰居說。

蒲某曾接受樂山市未成年人心理輔導(dǎo)中心的測試，結(jié)果顯示，在所有的數(shù)據(jù)中，蒲某的“掩飾性”得分非常高。心理醫(yī)生認為，“這說明她在測試中刻意地有所隱瞞，并沒有完全說實話”，通常而言，“掩飾性”得分高的人慣于偽裝出自己想呈現(xiàn)的樣子。

公安機關(guān)立案偵查結(jié)束后，案件移交沐川縣人民檢察院進行審查起訴。辦案檢察官考慮，小圓的父親常年在外務(wù)工，蒲某是小圓的唯一看護者，小圓也并非事實無人撫養(yǎng)的孤兒，無法移交福利機構(gòu)接收。為了確保小圓有人照顧，檢察官最終決定，對蒲某采取取保候?qū)彽膹娭拼胧?，暫時不予羈押，但需配合偵查，保證隨傳隨到。

小圓的父親楊某向檢察院提交了一份針對蒲某的刑事諒解書，在和蒲某一起接受問訊和調(diào)查時，他努力替女友說著好話。辦案檢察官邱靜問他，為什么不制止蒲某?楊某回答：“我不知道這些事，小圓說是她自己受傷的。”蒲某則“表現(xiàn)得很老實”，再三認罪悔罪，說自己不會再犯。

檢察官邱靜至今感到心酸——第二天，檢察機關(guān)走訪詢問小圓的情況，小女孩說：“現(xiàn)在媽媽對我挺好的，她打我已經(jīng)打得不那么厲害了。”

逃離家暴，何處為家

“不能再讓小圓和她生活在一起了。”邱靜想，作為沐川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她和同事都意識到小圓并沒有擺脫原來的處境，但問題仍在那里，“如果逮捕了蒲某，誰來照顧小圓?”

檢察官們想到了小圓的生母，雖然數(shù)年來她未曾探望孩子，但一直按時支付撫養(yǎng)費用。邱靜過去辦案時見過類似的情況，“如果離家的人真的不想管小孩，不可能一直給錢”。

通過公安機關(guān)協(xié)助，另一位辦案檢察官、沐川縣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嚴強聯(lián)系上小圓的生母胡女士，她在重慶一家汽車工廠工作。得知她的地址后，檢察官們不敢耽誤時間，“怕在此期間小圓再次遭受虐待”，他們連夜從沐川縣趕到重慶，在深夜的一家茶館見到胡女士。

“她和小圓真的很像。”這是邱靜的第一印象。

聽完檢察官的敘述，胡女士沒有馬上答應(yīng)撫養(yǎng)小圓。與楊某離婚后，她的生活也“自顧不暇”，稱沒有余力照顧孩子。

直到她看見檢察官遞來的案卷，里面有公安機關(guān)帶小圓驗傷時拍下的照片，那些傷口觸目驚心。這個母親沒能在那些照片面前保持平靜，先是哽咽，然后泣不成聲。

據(jù)胡女士講述，她與楊某結(jié)婚后，丈夫賭博、家暴，讓她看不到希望。小圓1歲多時，她抱著孩子去談離婚，結(jié)果楊某拿著西瓜刀劃向她的脖子，留下了一道至今未消的疤痕。那時她剛20歲出頭，嚇破了膽，“只能顧住自己的命”，就逃離了那個家。

幾年來，她偷偷關(guān)注前夫的社交媒體賬號，看女兒的照片和視頻，“以為她過得不錯”;每到小圓生日或春節(jié)，她會給楊某轉(zhuǎn)賬匯款，讓他給小圓買禮物。除此之外，她不敢與前夫有更多交流，怕遭到報復(fù)。

最終，胡女士向檢察官提出，希望把小圓交由自己撫養(yǎng)。

確定了小圓的去處，沐川縣人民檢察院立即聯(lián)系公安機關(guān)，逮捕蒲某。

辦案檢察官沒想到，小圓不愿意見生母，她想留在蒲某身邊。她告訴檢察官，舍不得“媽媽”，“媽媽”給她買衣服、梳頭發(fā)，還給她買生日蛋糕，小圓說：“在不打我的時候，媽媽還是愛我的。”

“她沒有感受過愛，所以她覺得那個人愛她。”邱靜說。

事實上，蒲某對小圓的人身控制也升級了。被逮捕前，她給小圓買了電話手表，要求她每上完一節(jié)課必須回電話。有時老師拖堂或是要布置作業(yè)，小圓也會立即沖出教室，“怕電話打遲了媽媽又要批評我”。

與此同時，蒲某還在不停地給檢察官打電話，表示自己知道錯了，現(xiàn)在很遵守法律規(guī)定，希望能“給我一個機會”，能“從輕處理”。

蒲某被逮捕當天，胡女士踏上了與小圓相見的旅途。她不敢一個人來，“怕被打”，檢察官就陪著她回到沐川縣。

面對帶著新衣服、新書包等禮物來到學(xué)校的胡女士，小圓問檢察官： “你們能不能給我‘媽媽’一個機會?”

這句話刺痛了胡女士，她流著眼淚，向小圓展示脖子上的傷痕，試圖證明自己不是不愛女兒，“只是也很害怕”。

最終，小圓同意與她一起離開。

兩人手牽手上了車，邱靜記得，車身晃動，小圓靠近母親的懷抱，母親則順手抱住女兒。也許是有了某種安全感，小圓終于開始詳細講述自己的遭遇。

她還接到了蒲某被逮捕前打來的最后一個電話。

“放學(xué)了不要亂跑，直接回家。”

小圓平靜地回答：“好的，我知道了。”

“我知道她不會改”

小圓給檢察官邱靜留下的印象是安靜但有些木訥，反應(yīng)總是“很遲鈍”，講話前需要思考好一會兒。

但班主任廖春燕記得，小圓最初不是這樣的。一年級剛?cè)胄r，她和其他孩子一樣天真活潑，思維能力強，是班里的優(yōu)等生。后來，她漸漸變得木然，偶爾暴躁，還用鉛筆劃爛過同學(xué)的課本。

廖春燕覺得，是蒲某實施的暴力行為影響了小圓。

出于對小圓心理狀況的憂慮，檢察官曾聯(lián)系樂山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輔導(dǎo)中心為小圓做了一次短暫的心理輔導(dǎo)。

心理醫(yī)生周霖和張永芳見到小圓時，她正含胸坐在沙發(fā)上，低著頭，神態(tài)拘謹，雙手放在身前，呈現(xiàn)出“自我保護”的姿態(tài)。張永芳靠過去，慢慢拉起小圓的手，摸到她的汗水。

“這是遭受長期暴力的孩子常有的、缺乏安全感的狀態(tài)。”張永芳分析。她發(fā)現(xiàn)小圓談起遭遇時很平靜，“沒有對施暴者的恨意，甚至還有一些依戀”。

張永芳理解，小圓身邊長期缺少固定的陪伴者和健康的依戀關(guān)系，蒲某雖然對她施虐，卻是小圓生命中“唯一一個真實存在的，可以去依戀的對象”。

這個年幼的孩子也有著無比清醒的時刻。

廖春燕難以忘記，某天她陪小圓接受警方的問詢，路上她問：“如果你媽媽改正了，你會原諒她嗎?”

“不會原諒。”小圓說，“因為我知道她不會改。”

盡管后來小圓對蒲某的態(tài)度反復(fù)變化，廖春燕始終覺得，那一次小圓的回答，是真實的。

通過溝通，張永芳判斷小圓的狀態(tài)“還可以”，能理解和接受她的心理疏導(dǎo)。另一位醫(yī)生周霖表示，“心理咨詢是在用1個小時對抗無數(shù)個小時”，在短暫的咨詢過后，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回歸原有的生活環(huán)境，持續(xù)的心理影響什么樣，極難評估。“如果家長無法認知到他們的家庭問題，針對兒童的心理治療難度會非常大。”

針對施暴者，心理醫(yī)生晏琳芯在看守所見到蒲某時，記得她表現(xiàn)得平靜、寡言，沒有太多表達的欲望。

晏琳芯只知道她30多歲，從未生育，男友長期在外，她獨自在家?guī)Ш⒆樱?ldquo;睡眠和情緒狀態(tài)不太好”。

提起小圓，蒲某表示自己情緒控制能力很差，小圓做錯事時她會非常容易發(fā)怒，但事后又會后悔。其他時間，她和小圓“關(guān)系不錯”，小圓也總會“原諒”。

“很多家長會在心里設(shè)定一個理想的孩子，不斷要求孩子向那個理想靠攏，忽略孩子本身的感受和情況。”晏琳芯說，“蒲某或許自以為理所當然，孩子就是要聽家長的話，毆打和虐待，只是家長教育孩子的一種方式。”

同時，晏琳芯也認為，蒲某的行為本質(zhì)上是面對弱小者的一種權(quán)力欲望的展現(xiàn)。“當她面對與她力量相當?shù)娜?，需要去妥協(xié)，控制情緒。當她面對比自己弱小的群體時，就可能肆意發(fā)泄壓抑的情緒。”

長期從事未成年人心理治療工作的張永芳提醒道：“家長教育孩子時有暴力行為，即使沒到涉嫌違法的地步，也會對孩子產(chǎn)生隱蔽的長期心理影響。”

“這不是‘未檢’一個部門的事”

小圓回到了母親的老家，四川遂寧。

胡女士沒法獨自照顧小圓，將她交給外婆。邱靜他們放心不下，跟著前往，要“親眼確認”。

車子爬上村里的土坡，大家眼前出現(xiàn)一棟二層樓房，門口站著早早迎出來的小圓外婆，她滿臉笑容，領(lǐng)著小圓舅舅家的兩個小孩。隔了老遠，兩個小孩對著小圓大聲喊：“姐姐!”

邱靜懸著的心一下子落了地。

“血緣有時候很神奇。”她感慨，幾乎沒費什么力氣，小圓就和表弟表妹玩到了一起，喊“外婆”也毫不遲疑。

為了迎接小圓，外婆早早打掃了房間，準備了零食。原來，小圓半歲前，都是外公外婆照顧，他們還將那時拍下的照片翻給檢察官看。

聽聞小圓的遭遇，外婆憤怒地感慨：“咋個會有這樣的人!”

邱靜和同事的工作還沒有結(jié)束。小圓在當?shù)厝雽W(xué)，轉(zhuǎn)學(xué)籍需要先轉(zhuǎn)戶籍，兩地公安部門多次協(xié)調(diào)對接，最終將小圓的戶口遷入鎮(zhèn)上的集體戶，解決了上學(xué)問題。

最后一步，檢察官希望將小圓的撫養(yǎng)者由父親楊某變更為母親胡女士。

胡女士不敢跟楊某見面，檢察機關(guān)為她申請了法律援助，向法院提起訴訟。最終，楊某放棄了小圓的撫養(yǎng)權(quán)，今年6月，經(jīng)沐川縣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以虐待被看護人罪判處蒲某有期徒刑8個月。

嚴強解釋，從法律義務(wù)上看，檢察院的工作其實早已告一段落;此后對小圓的所有救助行為，卻也是“職責所在”。“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講究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他說，“未檢”工作不僅僅需要完成基本的檢察職能，同時也要注意對未成年人本人的幫扶以及救助。

“這不僅僅是‘未檢’一個部門的事情，而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嚴強說。在救助小圓的過程中，當?shù)毓膊块T、婦聯(lián)和社會力量都作出了很大貢獻。

回憶辦案過程，邱靜心里還有一絲后怕。

“如果當時我們沒有找到小圓的生母怎么辦?”她忍不住想，“可能還是得讓她和父親一起生活。”等蒲某服刑期結(jié)束，小圓又會回到原本的生活。

“涉及到救助，社會保障資源是有限的，目前還滿足不了每一個有需求的人。當孩子的親屬有能力撫養(yǎng)時，很難動用社會資源。”邱靜解釋。

另一個問題是，有沒有可能讓小圓被發(fā)現(xiàn)受傷后，盡快脫離家暴的環(huán)境。

2018年，邱靜曾接觸過一個案子，一名幼女遭到性侵，案件移交檢察機關(guān)之前，孩子已在醫(yī)院做過檢查。“如果早點告知我們，后續(xù)的取證和定罪都會容易很多。”

那起案件發(fā)生后，沐川縣檢察院聯(lián)合當?shù)匦l(wèi)健委出臺針對醫(yī)院的未成年人強制報告制度，規(guī)定如果在醫(yī)院發(fā)現(xiàn)未成年人遭遇侵害的情況，必須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guān)報告。同期，全國各地也在陸續(xù)出臺類似的規(guī)定，報告的范圍從醫(yī)院逐步擴大至學(xué)校等其他和未成年人相關(guān)的機構(gòu)。

2020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聯(lián)合九部門發(fā)布《關(guān)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并將強制報告制度寫入于2021年6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這意味著，向有關(guān)部門報告侵害未成年人的行為，不再是一種道德選擇，而是一項法定義務(wù)。

真正落實的過程，依然困難重重。

“我們非常努力，但確實存有監(jiān)管問題。”嚴強說，尤其是在鄉(xiāng)鎮(zhèn)村莊，政策執(zhí)行的末端，履行強制報告義務(wù)還未形成共識。“特別是在小地方的酒店，理論上未成年人登記入住時，如果發(fā)現(xiàn)他與同住成年人并非親屬關(guān)系，酒店必須立即報警。但很多人為了做生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的人甚至根本沒接受過培訓(xùn)就上崗了，導(dǎo)致很多侵害就此發(fā)生。”

同時，來自家庭內(nèi)部的侵害，也是“未檢”工作的難點，相對私密的“家庭”環(huán)境有時為暴力提供了“掩體”。

廖春燕曾提到，在當?shù)兀?ldquo;有點條件的孩子都去縣里上學(xué)了”，留在鄉(xiāng)鎮(zhèn)小學(xué)的幾乎都是留守兒童，有的“爺爺奶奶也在打工”，由八九十歲的曾祖輩照看，或者直接被送去別人家“寄宿”。“在幾乎完全沒有家庭輔助的情況下，學(xué)校教育是‘孤軍奮戰(zhàn)’。”

“普法教育非常重要。”嚴強說，“未檢”的工作，法制宣傳占很大一部分，大量工作不在辦案，而在預(yù)防。一個典型的案例是，當?shù)貦z察官走進校園普法，接到未成年人自主報案，施害者最終獲刑5年。“必須要讓孩子們知道自己遭受了侵害，要讓更多人知道不能漠視孩子們遭受的侵害。”

邱靜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小圓時，她“像埋在陰天的霧霾里，馬上快要下雨”;而她最近一次見到小圓時，她“陽光明媚”。在新的學(xué)校里，她成績很好，邱靜還聽說，二年級新學(xué)期的運動會上，她取得了不錯的名次。

而嚴強則惦記著另一件小事。那是小圓與生母見面后的第二天，嚴強問她：“長大以后你想干什么啊?”

小圓回答：“我想要像你們這些叔叔阿姨一樣，幫助別人。”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廖春燕、小圓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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